喜歡音樂的人沒有完全幸福的

《人物》2013年5月封面故事:羅大佑在30年間創作了200多首歌曲,但他從未加入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並對科技侵入音樂抱有極大警惕。他討厭別人叫他"音樂教父",理由是:"搞這種類似宗教的稱呼,肯定有什麼陰謀詭計在裏面,遲早被暗殺掉。"除了歌頌黨國和男歡女愛,他想發出"第三種聲音"。


  羅大佑先生沒有辦法像陳奕迅一樣時不時衝觀衆席上的粉絲扮鬼臉,也綻放不出如章子怡般令人如沐春風的微笑,或學學慵懶倒在桌上的鄭鈞,一副“愛誰誰”的放肆勁兒。大部分時候,在《中國最強音》的導師席上,他雙手抱胸、正襟危坐。 


  絕非刻意擺出這種姿態以顯示江湖地位,而是羅大佑太不適應電視了。他擔任音樂評委的唯一經歷是1980年代在香港。“這是一檔選拔創作者的比賽,而且在正規演奏現場,我記得在香港學院禮堂,700人座位,鋼琴都是9尺的。” 


  “我是很反感攝像機對着我的。” 4月10日,《中國最強音》上海站的錄製結束後,羅大佑在下榻酒店接受了《人物》記者的第一次採訪。他的對面擺放了一臺用來拍攝本刊視頻的攝像機。“這是做什麼?你們不是一家雜誌嗎?”他立刻顯得很不高興,“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羅大佑幾乎難以安坐,試着幾次開啓話題卻語不成章。在他強烈的要求下,攝像機被撤掉了,他如釋重負地癱倒在椅子間:“這就好很多了嘛。” 


  羅大佑安然處於一種“被遺忘的邊緣狀態”。他說自己不怕,“我是那種死掉之後,只要我的歌還能流傳,不用記得我是誰都沒有關係的。只要歌還在就好。” 


  他的歌不斷被傳唱,30年間創作了200多首歌曲,華語歌壇沒有人像羅大佑那樣,持續不斷地寫歌、寫那麼多好歌——但他討厭別人叫他“音樂教父”。“誰說我是音樂教父?我從來沒有認過這個事情,我不喜歡。”他說,“我不好爲人師,這是很難受的一個事情。羅馬教皇不是剛剛辭職了嗎?搞這種類似宗教的稱呼,肯定有什麼陰謀詭計在裏面,遲早被暗殺掉。” 


  他仍然在創作,已經寫了70多首歌曲,只是尚未達到他的發表標準,這些歌不是口水歌,他不想以娛樂方式證明自己。60歲的年齡要寫一些“更有分量的歌”,他力圖在這個更快的世界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來。 


  他告訴《人物》記者:“我是因爲唱了自己的歌,而變成了大家熟悉的那個人。我是可以完全放棄歌手這個身份,沒有問題啊,可是我不能放棄自己是一個音樂創作人。沒有這個,我什麼都沒有了。” 


  藉着有情表達無情 


  《中國最強音》深圳站,兩位歌手上臺解釋他們並不是組合而是一支樂隊,一個成員有事來不了。羅大佑很氣憤:“樂隊必須所有人都在纔算一個樂隊,少一個人就不是樂隊。” 


  “我非常生氣。”羅大佑事後當着記者依舊無法平息這股怒氣:“不能這個樣子的,這個笑死了。樂隊是一個team,有一個人不能來演出,一定大家都不要來。我覺得太馬虎了,太混了,太不尊重樂隊這個字了,不是臨時工一起湊和玩玩就算了,怎麼會是這個態度的?” 


  1970年代開始創作,羅大佑就以一種極爲嚴格的方式自我要求。 


  羅大佑出生在臺灣一個醫學世家。6歲在父母嚴格的注視下開始學習鋼琴:每日練習30分鐘,一分鐘都不能差,精確到秒針越過12點位置才準停,有時爲了保持手背平直,會在上面放一枚硬幣。1973年,考入醫學院的羅大佑和同學成立了一個樂團,他擔任鍵盤手。 


  玩音樂是一個奢侈的愛好:要買唱片、樂器。這一切得到父親慷慨的支持,他是個“老嬉皮”,送了羅大佑人生第一把電吉他。錄製《之乎者也》時,羅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當時樂壇截然不同的搖滾樂,而臺灣的技術條件不可能達到他要的音色和質感。通過日籍同學,他把作品送到大阪,委託當地的樂手編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帶子寄回來配唱,輾轉周折,費用昂貴。父親掏出新臺幣60萬支援,這筆錢在當年的臺灣幾乎可以買下一幢房子。 


  《童年》斷斷續續寫了5年,這首歌一共5段,一年寫了一段。當時的女朋友張艾嘉心急,搶先拿去唱了。《伴侶》開頭用“起初”還是“首先”,他想了3個月,和音都錄好了,詞還沒決定。“在詞和曲配合100%和諧前,我是不會拿出來發表的。”就像一股在牙齒與喉嚨間吹糜生長的氣體,羅大佑的詞曲意境綿延難以分開,這讓他在華語樂壇開創了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詞曲咬合。 


  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認爲,1980年代,羅大佑的3張專輯在技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未來的主人翁》豐富、深遂的音場令人讚歎,《亞細亞的孤兒》動用兒童合唱、軍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嗩吶交替出的攝人的氣勢,《愛的箴言》簡單一架鋼琴,自彈自唱營造出空間感,羅大佑徹底推翻了“流行歌曲就是風花雪月”的論斷,用精確飽滿的旋律表達生命體驗。

 

  日後羅大佑曾談到醫科背景對他的影響:“我想整個醫生的行業,都是在學習怎樣面對生命、尊重生命。音樂也是這樣。創作都要講感情,感情是生命力最重要的東西。醫生看的生死比較多,可能會無情一點。醫生是藉着無情表達有情,創作則藉着有情表達無情。” 


  一個不得不隨遇而安而隨遇而安的人 


  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後,羅大佑每一張新專輯都代表令人吃驚的進步和對自我的超越。他的創作主題繁多:從政治民生到情歌小調。高曉鬆說:我很羨慕羅大佑能寫出大情懷的歌又能寫出精妙的小品。

 

  “很多人以爲重點是歌詞,不對,重點在旋律。”羅大佑解釋爲什麼他的歌那麼容易上口。常常在夢中出現一段旋律,醒來後馬上用蘋果手機錄下來。如果這段旋律在腦子轉過至少3個星期,他纔敢確定這段值得寫下來。他要求自己的歌曲一面承載教化功能,一面通俗易懂,一刀見血。“光是找這種最簡單的東西最花精神。喏,一聽,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這個又是原來沒有的。” 


  羅大佑曾對朋友馬世芳說:每寫一首歌,都覺得這或許是這輩子最後一首了。 


  “他從不是‘文思泉涌’的創作者,也沒辦法像若干同行那樣摸出一套生產線模式的作業標準,按表操課定期交貨。”馬世芳告訴《人物》,“他只能用‘老師傅’的‘手工業’方式創作。每一件作品都是手工製作,偶爾形狀未臻完美,或許也不似工業產品整齊劃一,卻不可否認,它們每一件有每一件的姿態。” 


  “我一直覺得我的創作在枯竭中。”羅大佑形容“枯竭”好比“海綿中的水被榨乾,你得考慮怎樣把水吸回來,怎樣讓它重新充滿了水”。他的對抗方法是不斷搬家,去聽新的音樂,去接觸新的土地,去接觸不同文化的事情。從臺灣美國到香港北京,他搬過至少19次家,每次必帶一把用於寫歌的吉他,剩下的東西“用腦子帶着走。”   羅大佑告訴《人物》:“我潛意識在告訴自己,不停地走。因爲沒人可以幫助你,藝術的創作本身就是很孤獨的。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跟一個人商量說,這個音我要怎麼用,完全就不可能。完全就要自己去走啊。” 


  他最欣賞的音樂人,王洛賓之外就是陳達。陳達是臺灣最後一位傳統民族歌手,由鄉下被帶到臺北演唱卻不能接受文明,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醫院,回鄉以後被車撞死。羅大佑欣賞他,“因爲,他把整個臺灣的生命歷史,凡屬土地的那種生命力,完全表達出來了。”——羅大佑相信音樂來自土地,靈感來源於土地的能量,哪怕是負能量。 


  從紐約搬到香港不到兩個月,羅大佑創作出《東方之珠》。這首歌開頭是中國傳統五聲音階,副歌借用了歐洲音樂的傳統和聲,就如同香港這個城市的中西交融。“我早期的歌一直是很西方,可是那個時候一到香港,中國的、漢族的五聲音階突然就出現了。” 


  樂評人金兆鈞稱讚羅大佑,“他的旋律永遠是中國和歐洲的民歌民謠纏在一塊兒,沒有誰比他更傑出。極和諧,就那麼完美。天才,與生俱來。” 


  不斷搬家尋找創作力的方式讓羅大佑陷入一個無法擺脫的矛盾:每一次搬家都深感無奈不捨,但創作……“甚至可能家庭都沒有這個東西重要”。“我是一個不得不隨遇而安而隨遇而安的人。”羅大佑說。 


  《中國最強音》錄製現場,一位抱着吉他的數學老師在唱完崔健的《一塊紅布》後說:“我一直堅持音樂,但這個過程真的很痛苦。”“喜歡音樂的人沒有完全幸福的,沒有痛苦就沒有享受。”羅大佑嚴肅地告訴他。 


  他認可並身體力行一種頑強中充滿痛苦的創作狀態:“貝多芬耳朵聾了還能寫出《第九交響曲》,我們要向他學習。創作代表一種永無止境的奮鬥,奮鬥對我來講,就是你一定要去受苦受難的。” 


  想搞出來的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 


  現在的音樂環境早已和30年前羅大佑身處的環境完全不同。從1980年代中期,電子合成器誕生以來,電子音樂成爲新時代的趨勢。科技的進步讓很多年輕創作者選擇軟件製作音樂:一臺iPad加一臺電腦,很容易寫出一首歌曲。

 

  羅大佑曾跟馬世芳說:“電腦編曲技術極其先進,樂曲音色取樣都可以亂真,長此以往,誰還要窮半生之力練琴?” 


  “按幾個鍵子都可以錄音,都可以錄到我25年前那麼好的效果。”羅大佑感嘆,“年輕人都變懶惰了,一懶就不想用最苦的方式去學歌去寫歌。都變懶了,都變懶了。這個是最糟糕的,現在似乎不需要學樂器就可以玩樂器。科技使所有人變懶,這是很危險的。” 


  對於羅大佑來說,音樂從來都是昂貴的。早年爲了在專輯中加入一個合適的呼氣聲,他幾乎尋遍了全世界最頂級的DEMO(demonstration縮寫,中文“樣本唱片”)。在聽過一張自己30年前的錄音專輯,他嚇了一跳:“那麼簡單的鼓、吉他的聲音,現在很容易做出來,但那個年代,我花費了一整年時間。” 


  “現在做一個鍵盤什麼聲音都有,以前做音樂多小心吶,我等了一年、等了兩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可以有一個管絃樂隊,終於有這樣一個機會。錄音室也那麼貴,100多個人在等我,我寫了兩三年,終於要錄音了。戒慎恐懼,哪裏敢錯一個音。今天MIDI(一種解決電聲樂器之間的樂器電音接口)一下去,什麼聲音都有了。” 


  1993年,羅大佑在香港的錄音棚看到別人把人聲取下來,唱得不準,節奏不準的都可以修正,他覺得這東西很可怕,“如果誰都可以唱歌的話,這說明唱歌越來越不值錢了,人的情感越來越不值錢了。”

 

  機器、技術取代了人工,互聯網和新媒體讓一首歌曲更易傳播,一個MP3就可以收錄10萬首歌曲。“其實變退步,就像以前卡帶10首歌,我們每天可以反覆聽,現在的MP3標榜可以收納1萬首,但這一點也不重要,誰會去聽那1萬首?音樂就是被科技害死的!” 


  “以前網絡歌手,一片好景的樣子。可是10年下來就是一首《老鼠愛大米》而已嘛。你說哪些歌曲在網絡上真的出來是那麼棒的?沒有啊。而且《老鼠愛大米》又不像是一個真正的歌。” 


  什麼是真正的歌?羅大佑說:歌除了感情以外,什麼都不是。 


  4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在疲憊工作一天後,當跟記者談論起這個話題時,羅大佑“騰”的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用雙手在記者耳側扇風以此證明這纔是“真的風聲”:“音樂是用活着的人腦、活着的樂曲和空氣共振所產生的活着的聲音。”而太多的電腦合成——“這樣做很有問題,這是一個會死人的問題。” 


  “我倒覺得羅大佑未必是通通反對(科技)。”馬世芳告訴《人物》,“早在1988年《愛人同志》他就把MIDI和原音樂器集合得極漂亮,樹立了華語流行樂的編曲高標。他曾說以當年的條件,節奏不妨試着電子合成。但必須把真實樂器比重拿捏好,以免人工感喧賓奪主。” 


  事實上,羅大佑比其他臺灣音樂人更早意識到技術的重要。1980年代,剛創辦“音樂工廠”,他就在香港搭建了第一個48音軌錄音室。同一時期,崔健正在刻苦鑽研24軌錄音技術。 


  羅大佑相信科技可以幫助音樂但不能爲行業帶來質變。“要人家幫你彈奏啊,幫你做所有的事,那一定要人,人是最貴的。我覺得音樂從來就沒有便宜過,只是機器可以變得很便宜。”羅大佑說,“我想搞出來的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科技沒有辦法幫我們找回這些價值。” 


  舞臺從來就是殘忍的 


  2000年前後,羅大佑在內地時,一些歌迷建議他可以把老歌開發成彩鈴。他十分排斥:“原來我們聽歌曲是要人一直聽下去的,它這個要趕快把它停掉。我覺得那比較無聊。歌曲什麼時候變成一個……告訴人家,聽電話!聽電話!” 


  巨鯨音樂網創始人陳戈曾投資過羅大佑2000年後的一系列大陸演唱會。他跟《人物》談道:“一般歌手都是打工心態,你給我錢我給你演出,演完出我就走了,然而羅大佑是操着老闆的心。有一次他真跟我,在酒店裏面,然後就把茶几給翻了,玻璃都碎了。他直接問我:‘還有什麼難點?’他只有自己的一個標準,先不說掙錢不掙錢,這個事的標準和質量是不是獨到。” 


  《美麗島》之後,羅大佑沒有發表新專輯,有人說他江郎才盡。實際上,這張2004年推出的作品早在1996年就在紐約開始錄製了。“錄完10首歌曲後,我一聽,感覺不對,於是全部放棄。那真的是很貴,整個算下來都可以買一個樓了。”這張唱片,他做了10年,一共創作了40首歌曲,錄了30首,再從裏面選了15首。 


  因爲題材敏感,沒有一家唱片公司願意發行,羅大佑自掏腰包。在向記者解釋這件事情時,他說:“歌曲是一個表達,我得表達我在這一段時間的整個想法,它丟下這麼大的投資我覺得是值得的,有什麼東西比投資在你自己生命裏的表達更值得的?” 


  試圖用商業維度理解羅大佑,他顯得很難搞、格格不入;作爲歌手和創作人,他從來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唱片公司;他曾在香港、臺灣、北京嘗試建立自己的音樂團隊,最終都草草收場。“財務壓力,各方面的壓力,我這個完整的自我還是不要送掉了。”他揮揮手,扮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對目前的狀況,羅大佑非常滿意:“缺錢的時候就出來唱一唱,賺一點錢,寫一些歌,做一點電影配樂。政治人物像陳水扁那樣的,看着不爽就罵一罵,好像也不錯的。” 


  戴着一副紅色鏡框的眼鏡,在排山倒海的歡呼中,4月的一天,羅大佑走進《中國最強音》錄製現場。他的頭髮吹得很高,有一種年輕偶像的時尚冷酷感。節目中,一位年輕人選唱了他的作品,他給了“No”。“這是一種諂媚。”走出現場,他告訴身邊的人。 


  在很多人的感覺裏,羅大佑就應該是坐在幕後的一個高人,他不應該再在臺前出現了,像個流行歌手。“我不能體會,”羅大佑說,“但我知道這樣的聲音和意見是存在的。可是我爲什麼要因爲他們的意見而活,我爲什麼要依着他們想的,而不活成我的樣子?” 


  前一天,他從清早持續工作到夜晚,“對不對,很厲害。我是從清晨7點到夜裏12點呢,17個鐘頭哎。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不是還活着嗎?” 


  靠在沙發上,他跟記者討論當天的《中國最強音》學員,談到現在的年輕人好像“早就被包裝好了一樣”。“我那個時候想的,對,也許不要去拿什麼第一名,要幹嘛?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話講出來,想把寫的歌發表出來,除了國民黨那種歌頌的聲音,除了這種男歡女愛的聲音以外,好像有另外一種聲音,我想表達第三種聲音。” 


  坐在導師席上的羅大佑看着年輕人上臺下臺歡笑或哭泣,舞臺提供希望、憧憬、絕望、失望,唯獨不能指明通途。“舞臺從來就是殘忍的。沒有這個舞臺,這個世界會更不殘忍嗎?不會吧,還是一樣的殘酷。”他說。 


  在談及殘忍的空隙,他想起199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這座城市第一次演唱《戀曲1980》,那時鄧小平還沒有南巡。他開始感慨時光飛逝:30歲的憤怒青年轉眼變成59歲的幸福奶爸。 


  8個月前,女兒出生。他抱着她,爲她換尿不溼,她哭泣,他哼起自己發明的兒歌。“我是屬於很容易被吵醒的人。現在我發現可以讓女兒搬進來睡,已經習慣了她的那個叫聲,我還可以起來幫忙去搞定那個小屁孩。做父母你自己要做一些轉變,這在我以前是不可能的。”羅大佑說,“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了,她自己開心就好。但最好持久一點,任何一種關係,婚姻啊或者其他。” 


  “如果她愛上一個羅大佑呢?”記者問。 


  “那得看是什麼樣的羅大佑了。59歲的羅大佑,很好;28歲的羅大佑……”他哈哈大笑,搖了搖頭。


轉自2013年5月《人物》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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