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如果沒有人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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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的身材不高，圓臉上五官分佈得平和。2016年，他在發胖了，腦袋、手腕、臂膀和腰腹都往渾圓形發展。所幸，並非人到中年那種瘋狂的膨脹，而是帶點鋒芒盡藏的鬆懈勁兒，好像第二泡的茶葉，正在開水裏舒展。這使他看上去頗爲和善，像個業務一般的程序員，或者脾氣不錯的公務員，也像個工程師，還有點像個生意人。總之，如果純從外表判斷，李志什麼都像，就是不像個歌手。

2016年6月22日下午兩點半，南京太陽宮演藝廣場地下一層的歐拉藝術空間，年輕的服務生和志願者穿着歐拉Live house的T恤穿梭往來。在過去的一年中，從設計、施工、裝修到試運營，李志一直在爲歐拉忙活。

這一天的凌晨三點，李志從機場接到來演出的歌手老狼，送到酒店，回家睡了幾個小時，又趕來歐拉。下車進場前，他在車上呆坐了30分鐘，享受難得的獨處時光。五個小時後，歐拉的第一場開業演出即將開始，500張門票早已銷售一空，然而李志面臨着嚴峻的問題：空調壞了。

盛夏的南京潮熱難忍，李志把腦門前的頭髮紮了個辮子豎在頭頂，像個忘了剃額發的月代頭武士。好幾個服務員也是這個造型，讓這個團隊有了迎戰的氣勢。

武士造型的李志正在拖地。李志拖地像他小時候插秧，從酒吧區的這一頭橫平豎直寫到另一頭，收住。水泥地散發出新鮮的潮氣，上升到半空成爲熱霧。壞消息傳來，今晚空調修復無望。李志沒露出着急的樣子，他利落地將拖把收好，安排員工去搬大風扇和冰塊。踏過一塵不染的地面，李志腳上還是那雙紐巴倫，一個多月前北京的“降噪”專場，在一片“逼哥牛逼”的叫喊聲裏，他曾脫下這雙鞋，盤腿在椅子上，抱着吉他唱“媽媽，我會在夏天開放嗎？（《這個世界會好嗎》）”。

李志踱到舞臺前，聽老狼和樂隊調音，同時掏出手機打開微博，爲壞空調向觀衆道歉。和着汗，他的T恤貼在身上，勾勒出肚腩。臺上的老狼在唱：“這冬季的校園，有漂亮的女生，白髮的先生……”老狼大李志10歲，李志說他是自己的“良師益友”。

十幾年前，還在家鄉時，李志對大學校園的想象來自老狼。

1978年，李志生於江蘇省金壇縣。小時候，每年的這個時候是插秧的季節，地犁一遍，人們捆着秧苗彎着腰從田的一邊插，對齊插滿一行，再後退。李志插過秧，幹過所有的農活。小學一年級暑假，爸爸帶他去了趟上海，住在爸爸打工的工棚裏。開學後，他給同學們講上海有多大，火車是什麼樣子，電梯又是什麼樣子，沒人見過，沒人相信他。那時候李志的理想是“長大了不種地”，就像他奶奶說的：“想不想以後穿皮鞋？那就得好好唸書。” 雖然也沒人知道唸書能念出什麼來。

1995年，李志買了第一把吉他和《劉天禮吉他教程》。上高中之前他覺得自己是個天才。後來上了高中，他意識到自己很一般。“也是這樣一個局面”，直到今日，他還是這觀點，“我不是多聰明，只不過我的同行太懶了。”1997年，李志高考，村裏沒人懂志願怎麼報，他隨便填了一個，考入南京的東南大學自動控制系。

那一年的南京，長江上只有一座橋，每天的交通都是堵。東南大學的浦口校區在長江北面，很新，最粗的樹還沒有李志的胳膊粗，像個漂亮的工廠，完全沒有老狼歌唱的浪漫。

第二年冬天，李志摔得粉碎的吉他掛在桃園6舍230門口，被檢查衛生的阿姨當垃圾收了走。在《98年周圍的浦口的那些彈琴往事》中，李志說自己是“一個19歲的憤青，一個內心極度自卑又極度安靜的憤青。”如文藝青年的標準出廠設置，他聽Nirvana、Dire straits、Pink floyd ……談戀愛，彈琴，大規模讀書，喝酒抽菸，憂傷。

大二快結束的夏天，一個極爲炎熱的中午，李志在校園裏奔走，到各個部門蓋章，辦理退學手續。系主任告訴他，在學校工作這麼多年，都是人家求爺爺告奶奶找關係想把子女安排進來，“你是第一個自己要退學的，不可思議。” 蓋到最後一個章在校長辦公室，一幢蘇聯式建築中。層高，空曠，午休的人們趴在桌子上。寂靜裏，一個工作人員拿着鋼印，“砰”，當頭砸下來，整個房子振了一下。“瘋狂不見了，恐懼出現了（崔健《緩衝》）”。

烈日照着學校的大門。李志邁出第一步，慌了。該往左還是往右？他覺得自己像個剛放出來的勞改犯。

退學是因爲年輕氣盛，無法忍受學校和老師，李志在多年後總結。那之後的幾年，李志靠同學救濟生活，他們在學校旁邊的村子裏合租了一間房，房租 80元一個月，後來漲到120。房子十幾平米，一牀一桌，大小便要去公共廁所。

2004年夏天，李志去銀川找大學同學玩，看出租車司機罷工，順便看“賀蘭山搖滾之路”音樂節。看完唐朝和崔健，他們又去了西夏王陵。

戈壁灘無垠，盛夏陽光下，李志走了很長的路，然後呆住了。延綿的賀蘭山下一個土丘，一代梟雄李元昊埋在這裏，孤零零，少人問津。“他建立過自己的國家，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軍隊，西夏王，那麼大一個國王，到最後就剩個土丘。現在的年輕人裏，有幾個知道李元昊是誰啊？”他又想，如果有一天死了，“我能留下什麼？什麼都沒有。”李志在王陵前拍了張照片，白T恤藍牛仔褲，背把吉他，表情悲壯。

從寧夏回到南京，李志找朋友幫忙，從手上大量以前的歌中隨便挑了幾個，錄製成小樣。“如果有一天我死了，知道這個人曾經還寫過東西。是個存在過的證明。”他說。第一張專輯花了5000塊，錄了一個月，李志自己彈吉他和一點鍵盤，唱，沒有樂手，其他聲部都是電腦做的。錄完，刻成200張光盤，找朋友設計封面，打印裁剪了，自己裝盒，放到賣打口碟的小店裏賣。爲賣，他還和朋友們吵了一架。大家說付出這麼多勞動賣賣吧，他說，太屎了，沒法聽啊，都不想署名。最後折中，李志署名BB，成爲“逼哥”和“李逼”的由來。這第一張專輯，後來被命名爲《被禁忌的遊戲》。

2005年，李志錄製了第二張小樣《梵高先生》，花了2萬塊。第三張專輯《這個世界會好嗎》 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發，共800張，定價48元，除了CD，還包括一本冊子，一張海報，一個筆記本，一本收錄了李志6萬字雜文和詩歌的小集子《About B&B》。他把這張唱片稱爲工藝品，在唱片介紹裏寫：“對這個價位的確定花了很長時間，實際上是花了很長時間在計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覺得花了這個錢不值得，那麼我也沒有辦法，我只能說很遺憾。”

《這個世界會好嗎》的首發演出賣出去118張票，氣氛熱烈。但是這一切都沒有給李志賺到錢。2007年，他找了個SP技術工程的工作，去成都朝九晚五地上起了班。

李志去成都的目的很清楚，從南京這個所謂的圈子裏脫離開，賺錢還債。那個工作包住，他吃得很簡單，也不怎麼社交，兩年存了20萬元。離開成都時李志翻手機，除了同事之外，就多了四五個電話號碼。

2008年底到2009年初，李志自己做了一個小型巡演，起名“單刀赴會”。每到週五，他一個人一把琴出去演出，週一飛回來上班，共演了15場。2009年秋“動物兇猛”巡演，70天他跑了35個城市。兩輪巡演都是爲了存錢，他打算辭職回南京，再錄專輯。

2009年10月，《我愛南京》發行，成本30 萬。李志自己認爲，這是他的第一張正式個人專輯——標誌着他脫離了合成器和簡單編曲。在這張專輯中，李志翻唱了歌手張瑋瑋的名曲《米店》，錄音前他給張瑋瑋發去正式的授權合同。張瑋瑋拿到合同覺得挺新鮮，琢磨了一會兒，他在款項一欄填了個“十元”，給李志寄了回去。

《我愛南京》中的《結婚》由李志與萬曉利和老狼合唱。從萬曉利那裏要來電話號碼，李志給老狼打了個電話，老狼說“好啊”。同年10月16日，萬曉利和老狼擔任李志“我愛南京”演唱會的嘉賓。

在李志看來，“我愛南京”專場是他的轉折點——標誌着他脫離了酒吧的聲場和硬件。這場演出在劇場舉行，音響設備從上海租來，成本8萬，演完算賬，一共虧了4萬。李志給了老狼和萬曉利每人1000元的演出費。“說起來丟人，不給錢還好，演完狼師傅還買了我10張唱片，120一張，他還虧200。”李志笑了，眼鏡後面的眼睛眯成一線，露出一口常年煙燻的、不太整齊的牙。

老狼形容他和李志是“惺惺相惜”。壞空調並沒過於影響歐拉的首場開業演出，端着啤酒的聽衆擠滿了演出廳，氣氛和氣溫一樣熱烈。晚上十點半，李志像一名張羅了一晚上的飯館掌櫃，把毛巾搭在肩上，搓搓手，鬆口氣，在全場“逼哥！逼哥！”的呼喚裏登臺，與滿身大汗的老狼勾肩搭背，合唱了收場曲。而歐拉外面的南京，一場雨已經下過又停了，夜空如拖過的水泥地一般乾淨。

 
大學時的演出_攝影不詳

 
大學時騎自行車去全國各地_攝影不詳

 

2

開學第三天，歐拉的空調終於修好了。

問題出在管道里。一名工人順着木梯子爬到管道里疏通，下面放着大鐵桶接水，李志扶着梯子，警惕地站着。隨着一聲歡呼，清爽的涼風衝出來，迅速佔據了歐拉。李志笑嘻嘻地收起梯子搬回演員休息室，管道里的工人探出頭來大喊：“哥，哥！我還沒下來那！”

演出歌手張瑋瑋看到拖地的李志，馬上讚賞。“這是董事長的作法。逼仔真需要拖地嗎？這是給員工作榜樣。”張瑋瑋揹着手風琴盒進了休息室，又誇，“終於有帶衛生間的休息室了！不用在廁所裏跟粉絲合影了。”

跟張瑋瑋等民謠歌手一樣，李志不太清楚他們是怎麼紅起來的。他只記得迷笛音樂節從2007年開始專門設立了民謠舞臺，之後，演出市場開始慢慢好起來，民謠火了。

李志開始有了廣泛傳播的“金曲”、集體大合唱的專場演出和大批粉絲。他作品中飽含頹廢和迷惘的青春氣息在文藝青年中引起了廣泛的共鳴。但李志判定自己的音樂天分爲“中下”，除了時代，他將自己的走紅歸於勤奮和運氣。當年，陡然面對大量無原則的吹捧，他憤慨：“你們都是聾子瞎子嗎？ 都瘋了嗎？你們沒有耳朵嗎？” 那段時間他認爲所有表揚他的人都心懷叵測。“你是在說謊，你是想跟我上牀。”——他說自己那時候瘦，還有點帥。臨近30歲的一段時光裏，他崩潰了無數次，自己跟自己較勁，換電話號碼，在豆瓣上跟人家打嘴炮，罵人，吵架。

李志聰明，經歷過理工科的思維訓練，邏輯縝密，反應快，措辭不忌生冷，特別適合網絡吵架。微博開通後，“逼哥撕逼”幾乎成了每季更新的劇集。他罵同行“缺乏對工作的尊重和敬畏”；也罵歌迷： “其實中國的民衆音樂欣賞層次低也挺可愛的。”他討厭歌迷的愚蠢，更討厭迎合歌迷的歌手。“歌迷全在意淫一個偶像，一旦發現有一個小動機跟意淫的不一樣，立馬把你拋棄，這也是我爲什麼反對好妹妹他們那套。”他說，“你應該聰明一點，想辦法去把他們的層次提高，而不是利用他們。”

豆瓣的祕密小組“我們代表月亮消滅居心不良的樂手”有個帖子，作者“十三月的果兒” 以自述口吻連載她與諸多民謠樂手的風流賬，當時火爆非常。李志看到，認爲是編的，“那文筆什麼玩意，吹什麼吹。”30歲生日過完，李志以第一人稱開了貼，悉數記錄他與女性ABCDE……的往事，名爲《李志自傳》。

這篇曾名噪一時的“自傳”至今仍可在網上尋到，標題後掛個括號：“口味重，有潔癖者慎重”。時隔多年，李志有點後悔，“因爲給別人帶來一些麻煩”。對於自己，他無所謂，“一直到現在我都覺得，人應該是個正直的人，有缺點有優點，你可以去努力改缺點，但是不能爲了塑造一個所謂的形象去說謊、去否認——我們不是那麼牛逼，那麼幹淨的。”

李志表述着嚴肅的觀點，南方口音略微咬字不清，但語速很快。他很喜歡用反問句。“是不是呢？” 話說完，他歪過頭，笑得和氣裏有狡黠，像演示完一道難題的解法，將粉筆頭隨手一扔，一臉等着你出錯但又不希望你出錯的表情。

現實中，李志生氣的最高表現是不說話，走人。在38歲的人生中，面對面地跟人吵架，他只有兩次。“一次在2001年，一次在2012年。” 他的得罪人全是在網上。張瑋瑋教過李志一個辦法：特別生氣的時候用手機或電腦寫下來罵，自己看兩遍，然後把它刪掉。

跟李志一樣，張瑋瑋也生活在北京之外。2016年6月，張瑋瑋在大理的房子正在裝修， 這些年以來，除了網絡，張瑋瑋和李志碰面的場合經常是各種各樣的音樂節。不跑音樂節的時候，張瑋瑋在大理的生活很恬淡，早起去買菜，做飯，下午排練，晚上跟朋友們玩一玩，早早睡覺。他的朋友圈裏常出現大理的好山好水。

李志在南京的生活很忙。他有詳盡的規劃：2004年開始，連續三年，每年一張唱片，然後休息兩年，再三張，隨後休息兩年，以此類推——直到搞不出來爲止。跨年演唱會從2010年開始每年一場。 除此之外， 排練、演出、建設樂隊、開文化公司、建Live house……按部就班。他目標明確，執行嚴整。他近乎苛刻地管理自己，並試圖將正規的商業規則帶入音樂圈，“再藝術，只要涉及到人跟人就是商業關係。是商業關係就要有你最基本的底線。”

爲保證演出品質，李志有固定的排練時間，有演出就排演出曲目，如果沒有，正常時間排唱片，沒有演出也沒有唱片，那就練習、換編曲。他幾乎每一首歌都有三到四個版本。6年以來的排練，李志遲到的次數屈指可數。音樂對他而言是一份工作，雖然這工作給他帶來的樂趣越來越少。“也許排了五十次，可能某一個下午，有那麼一兩秒鐘的迸發挺好玩，那是音樂的樂趣。工作本身沒啥樂趣。”

對於音樂節而言，李志仍是強大的票房保證，截止到11月，今年他接到的音樂節參演邀請超過80個。目前李志參演音樂節的價格是30萬加5萬直播費，不還價，沒有回扣。他的團隊共18人，全體人員採用僱傭制，拿工資，優勝劣汰，除了他和樂隊成員，18人的團隊還包括和聲、燈光、調音、VJ、生活助理和舞臺助理。在他看來，這是品質保證的必須。

李志總是在重申，他不是一個音樂天才，他的才能在別處。從2013年起，他纔開始從音樂上賺錢，之前，除了朋友的贊助，他每年要投入四五十萬以維持團隊，那些錢來自他個人投資軟件公司的分紅。建立歐拉，李志和幾個朋友共同投資了500萬，他希望能在兩年內達到收支平衡。 一次媒體採訪中，李志說：“音樂圈的亂和其他行業的亂是一個道理，由國家和人性決定。我沒有由於亂象而受益。如果要說我是受益者，不如說我沒有和亂象一起亂象。”

“我覺得我是一個好人。”李志說，“我接觸過的這麼多人裏面，能夠像我一樣心地善良，還有點理想，還願意這麼辛苦的，不多。我沒什麼天賦，知識量也一般，智商比普通人高一點，挺不容易的，你就想吧，世世代代全是農民的一個人，村子裏面只有一臺電視，沒看過課外書，題不會做都沒人幫你解決的這麼一個人，能夠上一個重點大學，退學，從事這個行業，沒有任何朋友關係，還能夠做到這個樣子，有的時候我內心裏很自負，覺得運氣只是一部分，全是我自己拼出來的。”

張瑋瑋一直叫李志“逼仔”。李志的團隊稱呼他爲“董事長”，李志也覺得自己越來越不像個音樂人，越來越像個企業家。他的電腦裏有細分到每小時的工作列表，日程已經排到了2017年。他的微信名字經常隨着心情改來改去，他沒有朋友圈。

6月24日晚上演出完，按慣例，李志在歐拉附近的酒樓擺了慶功宴，筵開兩間，一間招待後一天演出的“萬能青年旅店”樂隊，一間答謝張瑋瑋樂隊。萬青樂隊回了酒店睡覺，張瑋瑋這一間還在喝酒聊天，彈琴唱歌。凌晨一點半，李志鑽進包房，從吉他手小夕手裏接過冬不拉，撥弄了一會兒，他得意地說：“這個我會彈嘛”——於是他搖頭晃腦地和朋友們唱了起來。

3

歐拉的第二場開業演出是萬曉利。那個晚上，遲斌沒有去看演出。當天下午，李志的微博發起了與某飲用水品牌的“探討”，它們的二十週年廣告片配樂的前30秒和李志作品《山陰路的夏天》幾乎一模一樣。爲處理此事，遲斌在辦公室打了一晚上的電話。

遲斌是李志鐵三角中的一個角，目前，他擔任李志的經紀人和公司合夥人——鐵三角的另一個角是歐拉主管老林。

2007年，遲斌在豆瓣上認識了李志，他很喜歡他的歌。直到那時，遲斌都是個正常的男青年：80後，留學英國主修IT，回國後在上海工作，標準的理工精英。2009年1月1日，李志“單刀赴會”到了上海“現場”酒吧，他給遲斌打電話：“你能不能來幫我檢票？”遲斌去了。後來他跟李志說，自那之後，“每年元旦第一個看到的人就是你。”

2010年，李志全網維權，到處都沒有他的歌，遲斌幫他建了一個官網，提供全部作品的下載和支付頻道。那個時候，他們是單純的朋友，遲斌偶爾給李志幫幫忙，聊聊工作，也會聊許多其他，他們還一起去爬長城，唱卡拉OK，遲斌記得李誌喜歡唱羅大佑的老歌。2011年情人節過後，李志把滯銷的唱片全部整理出來，扔到野外一把火燒掉。遲斌記得，整個過程拍成了一個視頻，配樂是齊秦的《把夢燒光》。

每年李志會強制自己度一次假，2012年他想去美國。那時遲斌剛從某英語培訓機構辭了職，下一份工作還沒開始，正閒着，他又接到李志的電話：“我想去美國，希望你跟我一起去。”在電話裏，李志告訴他，找你去，是因爲你會開車也會說英語，所以我決定可以給你買機票並負責一部分的費用，但是我們倆長時間每天同吃同住，“萬一我要是路上崩潰，跑了，你千萬不要介意”。

遲斌覺得這事兒蠻有意思。“這就是李志的語言習慣。產生合作關係時，他會說一個最壞的結果給你聽，如果你接受他纔會願意去做，他非常怕給你一個好的預期但最後沒有達到。”

遲斌和李志一起去了舊金山、洛杉磯、紐約和波士頓。他們租了輛車，兩個人都抽菸，但租車公司不允許駕車抽菸，遲斌要求李志抽菸的時候停在路邊，打開窗子。“他居然同意而且做到了，對他來說很不容易，因爲他是一個煙癮很大的人。”紐約的一個晚上，他們住在皇后區，酒店房間裏一人一張牀，遲斌看電視，李志下樓去買了兩瓶酒回來，說，我陪你喝酒吧。李志是個不喝酒的人，遲斌知道他這樣做肯定是很怕他覺得無聊。果汁調的伏特加喝了半瓶，李志就醉倒了。遲斌說：“我覺得他已經很努力了”。

共處一個多月，一路閒聊，遲斌發現他倆挺像，旅遊都不購物，不逛景點，會喜歡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看看。進而又發現，兩人的價值觀也差不多。但那個時候誰都沒想到合作。“李志沒有半途跑掉，”遲斌說，“是因爲我不打呼。”

2013年，遲斌開始在上海一間公關公司上班，業餘時間也更多地參與李志的事務。年底兩人聊天，遲斌給李志出主意，提出一大堆想法。李志問他，誰來做？我沒時間做那麼多事情。他邀請遲斌過來一起幹。遲斌猶豫了，對他來說這是個完全陌生的行業，“如果到時候沒幹好，我可能既少一個朋友，又失去了事業。”

磨蹭到2014年春節，遲斌跟李志說，好吧，我們來試一年。從此遲斌成了李志的經紀人。在遲斌看來，李志是音源，他的工作則應該是功放。

2014年11月，在遲斌的堅持下，李志的新專輯《1701》在蝦米首發，相當於與蝦米達成和解，而蝦米正是李志與各音樂平臺維權之爭的首家。爲此遲斌在“知乎”回答了“怎樣看待李志入駐蝦米音樂”說明來龍去脈，在文末他寫道：“在我眼裏，沒有江湖恩怨，只有對，或者不對。”文章發表不久，李志給遲斌打了一次電話說，他覺得這樣做還是對的。

至今，遲斌也沒問過李志他有沒有看過“知乎”上那篇文章。

2014年的跨年演出，遲斌邀請樂視來拍攝直播，版權交還樂視，他們保留素材和成片。這樣，遲斌說，他們就得到了非常寶貴的戰略上的“物料”。到2015年，從文字、音頻到視頻，李志的各種“物料”幾乎已覆蓋了所有主流音樂平臺。 用遲斌的語言說，這是“Branding”。 “做出品質，就是給這個行業的人看，李志現在的製作和水準是這樣的，他的團隊和演出狀態是這樣的。”

“試試看”的一年結束時，李志的文化公司成立，實行合夥人股份制；李志的團隊全職化運營，排練房也搭好投入使用。遲斌覺得這一年過得很值。“我本來是個外行，進來以後，我發現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過往的經驗被推翻了，新的方式還沒建立。我們在北京這樣的文化中心之外土法煉鋼，居然在一年後成了大家都很感興趣的一支團隊。 ”

遲斌曾問過李志，你爲什麼要找我來？李志說，我需要在身邊有一個反對派。整個團隊裏，遲斌是唯一能夠說動李志的人。對李志，遲斌提過不少相反意見，比如講話不禮貌，比如歌難聽——2016年10月李志發佈的兒歌翻唱專輯《8》，其實去年就錄好了，遲斌覺得特別難聽。“李志也同意，他的天賦就在於他能聽進去，我覺得這不是一般人會有的天賦吧。”

相處多年，遲斌從來沒有見過李志情緒激動。他認爲李志“在理性和感性兩方面的搖擺尺度很大。理性的時候他可以做到完全靠邏輯去判斷和作決定，感性的時候可能就會把這些全推掉。”上一次遲斌目擊李志頭腦發熱，是歐拉開業沒幾天之後李志搞的免費演出。“正吃着飯，他衝過去馬上就演，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搞得一團亂，大家都很怨恨他。”

只是這種時刻越來越少。到今天，李志做每個重大決定，都必須要經過考量和論證。他不再是一個人一把琴的“單刀赴會”。

2014年李志參演了3場音樂節，2015年12場，2016年15到16場。所有演出都由遲斌來篩選、接洽和安排。遲斌剛加入團隊的時候，李志對他沒有具體要求。“現在可能會有一些，他希望我把他從音樂以外的事情中最大限度地解放出來。從開始到現在，我也沒讓他失望過，可能我們的信任感就來自於這裏。 ”

羅永浩是李志非常欣賞的人，他稱之爲“精神導師”。“中國可以沒有錘子手機，但是應該有無數個羅永浩”，李志曾這樣說。在遲斌看來，李志取得了一些世俗成功的原因，來自於李志和羅永浩相似的理念：“他認爲羅永浩的商業價值觀是對的。行業裏的陋習要剔掉，真正的商業規則就應該是我做好，然後你認可我的價值觀和我的產品。所謂工匠精神和情懷等等都在這裏面。”

幾年前，在李志租下的排練房，每次排練他會提早半個小時到，幫所有的樂手買好飲料、小食、水果。直到現在，李志的固執和焦慮仍會體現在這種細節中。他會反覆地想，歐拉啤酒的入貨量每個月控制在多少，每個人的工資是怎麼發的，演出有沒有準時開始，我們自己有沒有人倒票……遲斌告訴他，你要做大事，就不能控制到那麼細節。李志說好像不行。他就是過不了自己的這一關，晚上一睡覺他就會想，那些事他們搞得怎麼樣？得馬上打電話去問一下 。遲斌說：“他會跟自己抗爭，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麼事情都控制。當他想要做的事情進步太快，超越了他的可控範圍，在那個臨界點他會變得非常焦慮。他覺得再勤奮一點，再認真一點，再花點時間，可能還能控制得住，可能還能按照他的設想一一運行。”

李志放鬆自己的手段只有一個：打牌。他曾說過自己的巡演之路就是“演出和打牌”。他沒有什麼交流的慾望，除非必要，他不想給別人灌輸什麼，也不需要理解。在一站又一站的演出間隙，工作和應酬之外，他和樂手們圍坐在牌桌邊，投入地將紙牌一張張摔在桌上。

遲斌告訴過李志：“我從來沒有認爲我是你的員工，我只能把自己看成是你的合夥人，這樣我們才能做好。”這兩年，他們的狀態都不太輕鬆，遲斌很難再單純把李志看作一個朋友。“不輕鬆來自於我們做的事情都認真了，我們每天在各種決定，各種取捨當中度過，這需要我們兩個人都很冷靜，很理性，這種理性和冷靜不一定是很好的朋友之間相處的方式。”他倆已經很久沒坐在一起，聊聊工作之外的事情了。遲斌對李志說最多的話是“這個你不要管。”

遲斌小李志兩歲，但看上去要年輕更多。他中等身材，神情精幹，整個人像一張做得十分漂亮的EXCEL列表。跟李志一樣，遲斌煙癮不小，長期缺乏睡眠。“我們都太忙了。”他說。

幾年前，遲斌跟李志商量過寫一本書，將這段獨立音樂的時期記錄下來。爲此遲斌蒐集了大量李志的文字和圖片資料，以編年體分文件夾詳盡地保存在電腦中。李志試圖寫了幾萬字，停掉了，他又不肯接受出版社找人幫他寫的提議，這個計劃便擱淺至今。有時遲斌翻翻這些東西，會覺得，李志今天這個樣子，都有前因後果的。“其實要寫李志，最應該我來寫。可是，”遲斌再一次說，“我們都太忙了。”

4

2016年6月26日，歐拉開業演出的最後一天，參加演出的四支樂隊“野外合作社”、“五毫克”、“冷東街”和“續絃”全來自南京本地。這天晚上的歐拉是一場南京土著文青的聚會。

晚上九點多，LEE拉着女朋友晃進了歐拉。他拎着啤酒，走幾步，就和遇到的熟面孔打個招呼。看見在人羣裏穿來穿去忙碌的李志，他感到往事如煙。

2005年，LEE自己有個重金屬樂隊“復活”，當時挺火。他早知道有李志這麼一號人，但沒見過。一個晚上，酒吧裏，幾個金屬樂隊演出完，正是亂哄哄大部隊退場的時候，一個人穿着大褲衩拖鞋拿着吉他上了臺。他覺得挺有意思，就站在臺前，跟零零散散的聽衆一起看了一會兒。那是LEE第一次見到李志。

2009年，李志的專輯《我愛南京》大紅。見到李志，LEE說，你這張算得上是正兒八經的唱片，製作上了一個層次，“以前那些製作是什麼玩意兒！”李志說你批評得對。那年LEE發現，周雲蓬、張瑋瑋、小河以及李志，這一批原來只能唱酒吧的民謠歌手忽然浮出了水面，世界不是重金屬的天下了。

那一年李志開始實行樂手僱傭制。組樂隊，一開始總是一幫朋友一起玩，但朋友一起做事會出現各種問題。李志想把事情弄簡單一點，便將成都打工時學到的公司管理理念移植了過來。第一次聽李志提出這個想法，所有人都特別不愉快：“大家高興一起玩，你這算什麼？要當老闆嗎？”

LEE說：“排練遲到扣錢，像工作一樣，很多人沒有做到，他們不具備這個腦子 。”其實他自己也做不到。他覺得這事兒除了李志沒人能做到。“李逼他自己不是也經常說嗎，不是我的東西多牛，而是你們好多人沒有這麼去做。”

還沒微博的時候，LEE玩開心網，偷菜，停車，看那時李志猖狂攻擊XXX的言論。現在他關注李志的微博，看他撕逼，也看講道理的長文章。

在LEE看來，李志是一名“諧星”。“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歌手，也可以說他是一個文化界的發聲筒。‘諧星’的意思是他把好多話當段子講出來，比如科學民主自由那些，這是他給自己塑造的形象：公知。 打造自己的個人形象其實也是一種商業行爲，你不是賈斯丁比伯，那你就得這麼玩，把自己標籤化，你總得給人家一個能夠形容你的東西——這是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民謠歌手。重金屬可以寫英雄主義，可以寫戰爭，寫黑暗，寫撒旦，民謠歌手你沒有社會責任感是什麼？ ”

業餘時間，LEE仍然在玩他的重金屬樂隊，他也仍然保留着長髮、仔褲和皮靴的打扮。對李志的執行力和自制力，他很佩服。“不是你喜歡李志，喜歡什麼畫什麼歌，或者寫寫文章，你就文藝了，你不想上班，你自由職業，你早上都起不來，做什麼自由職業？執行力和自制力是很重要的，像我就幹不了，我只能是體制內的。”在他供職的南京市廣播電臺，LEE的樂庫裏存着李志所有的歌。

LEE的女朋友是“萬青”的粉絲，前一天晚“萬青”在歐拉演出，他倆沒搶到票，但想都沒想過要找李志走走後門。“你玩出來了，大家自然就會按照你的規則來辦。”LEE說，“實打實來說，李逼不可複製，只能借鑑或參考。沒多少人能做到他這樣的——個個都能這麼幹了的話，李逼他也出不來。”

2015年夏天，汪峯在南京開演唱會，將李志請到了現場。 唱《覺醒》之前，汪峯說：“向全場觀衆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南京搖滾樂的光榮和驕傲——李志！我看他就坐在第一排。”無數觀衆站起來尋找李志，坐在李志身邊的吉他手袁崢忙着喊：“這兒呢！這兒呢！”這個段子，在音樂人——尤其是南京音樂人中——廣泛傳播。LEE說，這說明李志的江湖地位。“在南京文化圈裏，李志是CEO、董事長。他是南京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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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地名常成爲李志的歌名，像爲生活軌跡插上圖標，將恍惚的心緒釘死。李志的排練室位於南京應天大街，於是新專輯就有了《在每一條傷心的應天大街上》這麼一個名字。2016年11月20日，新專輯在網易雲音樂獨家首發，售價20元每張。

打開新專輯的評論區，嘲諷多於吹捧，然而上線48小時內，這張專輯已經賣出超過5萬張，“成爲獨立音樂史上又一標誌性事件”，新聞這樣描述。

燒碟、維權、衆籌、跨年、制度化……李志在獨立音樂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很多。 他說：“我從來沒想過要塑造形象，我反對任何理由的塑造形象，我只是誠實地面對外界，表達自己。我很坦誠地告訴你我的想法，我的動機，至於這個東西你認不認同，你看不看，你聽不聽，我完全不在乎，在乎不了。”

歌手只是李志目前做着還算順手的一小步。他並不擔心有一天他會失去創造力。 “天才沒幾個，大部分人都碌碌無爲。在藝術領域當然是天賦比勤奮重要，但是放到整個人類，天賦叫那幾個人完成就行，我們就把勤奮做好。”歌手，實業，投資，都是在爲李志人生的終極目標做準備，世俗上的成功對他而言，是手段上的重要，是可以控制的資源和做事的能力。

今年李志38歲。他的人生規劃是在音樂行業中做到50歲，然後從政10到15年，在60到65歲的年紀參政。

2016年5月1日中午，李志發佈了一條標題爲《知天命》的長微博，意圖未來在全國334個地級市做334場演出，這是一個長達12年的計劃，如果順利，完成時李志正好50歲。“普及現場音樂，讓更多的人聽到、看到、參與到現代音樂中來。”在這個意圖的內裏， 李志想鍛鍊自己，觀察民衆的生活狀態，學習怎樣去跟普通的百姓溝通，“像哈維爾一樣”。

無論是音樂創作還是社交網絡，李志認爲討論社會現實是他必須盡的責任。“具體討論的內容是次要命題，主要命題是我們能不能談論這些問題”。要討論，而且要謹慎。李志在微博上的發言越來越敦厚、越來越耐心。每發一條微博之前，每個用詞、標點乃至表情符號，他都會斟酌半天。他說：“一個很好的想法別人接受不了，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現在更看重的是如何去把我的想法讓民衆清楚地知道，而不是一定要實現。要做精英，在中國還是謙卑一點。”

李志重視他的終極目標。“這個是很嚴肅的理想，”他說，“我不知道我行不行，但我想嘗試一下，給更多的人甚至全人類帶來一些新鮮的東西、好的東西。賺多少錢，或者生活有多好對我來說是沒有誘惑力的，我想幫助別人，我活着是爲了能讓這個世界更好。”

2013年，李志結婚。在別人面前，他很書面地稱呼自己的妻子爲“妻子”。他與父母的關係很融洽。2015年的工體演出，他特地將父母請到現場，以這種方式第一次當面告訴他們“搖滾是一份工作，我做得還行”。之後，他覺得父母應該對他很放心。在《黑色信封》裏，李志寫：“世界不該是我們的，爸爸媽媽也不該有的”——如果現在沒有家庭、沒有父母，他說，也許有些事情他會做得非常極端。

年底是李志最忙碌緊張的時候。今年，李志將跨年演唱會的地點挪到了體育館，供票8000張。開票前一晚，李志在歐拉看武漢朋克樂隊“生命之餅”的演出，他有點焦慮，因爲最低票價提高了一倍。第二天開票，仍是十幾分鍾內賣光。遲斌把微信名字改成了“遲沒票”。千頭萬緒之中，又發現了惡意刷票問題，除了長微博解釋說明，李志在排練現場給遲斌打電話，高屋建瓴地叮囑：“一定要徹查”。

李志忙完回到家，通常都在夜裏。他的家兩室一廳，不算寬敞。還有個大些的房子他沒去住，因爲沒錢裝修。家人入睡之後，李志在陽臺上對着電腦長時間地坐着。

每天，李志從國外網站上獲取信息，瞭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他沒有時間系統地去學習知識，只能在碰到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試圖理順事物之間的邏輯關係。他還不能夠將自己的價值觀完整地表述出來，但能感覺到那條線隱隱約約存在，他在靠近。他要求自己言行一致，邏輯自洽。碰到難題，偶爾，他會跟別人聊兩句，但不是去求助，而是緩和一下情緒。他認爲自己是一個不會孤獨的人。遲斌說，“李志在情感上是完全獨立的，他的心理和思維很充足。”

李志知道，最難的問題最終還是要自己去想。他說他不需要朋友。他的經驗是：“我跟那麼多人嘗試去談深的問題，他們想得都比我淺。到最後又變成我教育你，我在嘚瑟，有什麼球意思呢？大部分時間跟朋友在一起，就是瞎開玩笑閒扯。 朋友只能解決事情，解決不了我的腦子。”

李志的腦子，李志自己能夠解決一部分，但是好多也是放着，解決不了。他常年入睡困難。沒有“一杯長島下肚，轉身跳進西湖（《杭州》）”這樣的事，李志極少喝酒。南京的冬天陰冷，他打開陽臺的窗抽菸，就更冷。一個人呆着的時候他什麼音樂都不聽。

多年前，李志曾經有過一個朋友，是至今爲止，他認爲在智商、信息和思想上和他完全對等的一個人。有一年的時間，他們住在一起。那時候朋友每天去上班，李志閒着沒事做，朋友下班回來，兩人就面對面地聊天，各種話題都聊。突然有一天，他們聊不下去了。“我們發現了一個致命的問題，也是唯一的問題，就是維特克根斯坦所指出的語言的問題。比如我說一盞燈是紅色的，這句話，我表達的信息，對方不可能徹底地理解。我們再怎麼交流都要藉助語言這個工具，但是這個工具本身有巨大的缺陷，我們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但是解決不了這個。”後來，他們就不說話了。不久之後朋友要去上海，李志寫了首歌，請這個朋友填詞——那是李志唯一一次叫別人填詞。朋友填不出來，李志也填不出來。最後，這首歌就成了一支樂曲，名叫《你離開了南京，從此沒有人跟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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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2005年8月賀蘭山西夏王陵賀蘭山音樂節  攝影ElderWang

作者：葉三，轉自《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