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位上帝會原諒我們
張瑋瑋和郭龍都是白銀人，少年時在這座城市打架、閒晃。九十年代，他們來到北京，加入了野孩子樂隊。他們和野孩子，以及文中提到的IZ樂隊，都體現着中國民謠中的西北氣質。
2017年03月23日 | 葉三 | 北京來源：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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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兄弟，穿着灰色的大衣”
窗戶欄杆有兩個螺絲，下面那個可以擰下來。擰下來，窗戶就能搬開了。張瑋瑋從窗戶鑽出去，跳到院子裏，把窗戶虛掩上。悄悄地。爸爸媽媽和姐姐都睡得很熟。他再從後院翻牆出去，悄悄地。他就站在白銀的夏夜了。
白銀是戈壁上一張攤開的手掌，平坦，乾淨。風在手掌心轉着圈兒呼哨。路過的火車遠遠地鳴一兩聲笛，它們有點像，但是互相聽不見。
那時候，對張瑋瑋來說，白銀就是這世界上最大的地方。
11歲的張瑋瑋在夜裏奔跑，跑向亮着光的工廠。工廠裏有上大夜班的“老小夥兒”——他們二十四五歲，已經上了六七年的班。夜班無聊，大部分時間都是閒着，時不時看一眼手錶，到點兒了，站起來，把某個閥門拉起來，或者把某個按鈕按下去。
張瑋瑋和他的同伴們從家裏溜出來時，會記得偷個西瓜。工廠車間門口有個不噴水的噴泉，水特別涼，西瓜在水裏冰一會兒，撈出來，切好，獻到老小夥兒面前，他們順勢就蹲在身邊，不出聲了，聽大哥們聊。白銀外的見聞，白銀內的江湖恩怨和八卦……這些老小夥兒聊起來，天花亂墜。老小夥兒個個都是語言大師，每人各有一套思路，說話腔調，語言風格和幽默的方式，都得跟別人不一樣，若有雷同，是會被圈子裏瞧不起的。
1987年的白銀還沒有社會青年，年輕工人就是最有趣、最時髦的羣體。他們的裝束也自成一派：軍帽、襯衣、軍褲、布鞋，下了班就全換上。黃軍帽，在玻璃板底下壓得特別挺，壓線有講究：前臟腑後光陰中間愛情線——前面是膽量，後面是錢，帽檐上豎着壓出一條印叫血槽，就是刀疤，要捱過刀的才行。腰間要系紅紗巾，而且一定得是一個姑娘送的紅紗巾，當做腰帶，露在衣服外面。實際上，那是幾年前全國年輕人流行的打扮。但是白銀遠啊。白銀人主要的信息來源是西北五省的核心西安，去趟蘭州是進城，去趟西安就是進了省城。外面世界的風尚，從北京傳到西安，從西安傳到蘭州，從蘭州再傳到白銀，起碼要滯後一兩年。
白銀沒有方言，所有的老小夥兒都說純純的普通話。白銀也沒有一塊磚一塊瓦有超過六十年的歷史。白銀人來自全國各地。張瑋瑋家的隔壁是東北人、上海人和四川人，哪兒的人都有，就是沒有白銀本地人。他1976年出生在白銀。
八十年代的白銀，白襯衣、紅紗巾、綠軍褲、黑布鞋；一幫二十多歲的小夥兒走在街上。張瑋瑋再沒有見過比那更漂亮的衣服。那時候他對於未來只有一個想法，早點接班進工廠，當個時髦的工人小夥兒。
郭龍可不想當工人，他的理想是混黑社會，而且要去香港混。
郭龍比張瑋瑋大半歲，他是土生土長的甘肅人，出生在榆中縣。二十年後白銀連環殺人案破獲，案犯高承勇也出生在那裏。
郭龍的職業生涯從他10歲那年開始。白銀的男孩都打架，那個環境裏沒有選擇，要麼殺出一條血路，要麼成爲路上的血。郭龍只有兩個姐，沒有哥，每次被欺負了沒人撐腰，只能蹲在地上委屈。一次巷戰中，洗劫了郭龍的一幫小孩看上了他脖子上的項鍊，那是媽媽給他的。“哥哥你別，那真是我媽給我的”，他哀求。 對方一把拉斷了項鍊，“去你媽的！” 郭龍的腦子“嗡”的一下，他站了起來。
那是郭龍第一次動手，見了血。之後，他發誓再也不讓人從他兜裏摸走一分錢。隔了沒幾天，郭龍在學校門口把一個人砍了，用家裏的切菜刀。當天晚上，傷員背上縫了三四十針，郭龍媽媽嚇瘋了，趕快買了十斤排骨去醫院。郭龍一役成名。
不久以後的一個週二下午，學校放假，學生們約着一起去職工澡堂洗澡。張瑋瑋洗完澡出來，巷道里有個人一頭血騎着自行車躥到他面前，後面一個人也騎着自行車，乾脆利落地把前面的血人別倒，衝過去一塊磚頭拍在臉上：“我是郭龍！有本事就來找我！”拍完，揚長而去。張瑋瑋馬上記住了這個名字。
初二，張瑋瑋從白銀公司的子弟學校調到了區上的白銀企業聯合中學。開學第一天他進門，學校的土坡上蹲着一排人，黑跨欄背心黃軍褲，是有郭龍在內的“小七狼”。張瑋瑋一看，完了。一年前他送姐姐上學報到，買三角板的兩毛五分錢就是被這幫人劫走的。
大勢所趨，初一的時候張瑋瑋在白銀公司子弟學校裏嘗試着打了幾次架，那個學校的學生家教比較好，他偶爾能得手兩次，到了聯中，他想都別想去打別人，能保證自己不捱打就不錯。“小七狼”裏有幾個人，遠遠見到張瑋瑋就喊一聲他名字，然後開始數數，數到5，人還沒跑到面前，就得捱打。郭龍不太打他，一般是逗逗：“今天下午給帶兩根海洋菸”，中午張瑋瑋就得從他爸煙盒裏偷上兩根。
多年以後說起“小七狼”，張瑋瑋覺得，那是最早的搖滾樂隊的雛形。跟他喜歡的老小夥兒一樣，他們每個人跟每個人都不一樣，風格明顯。如果不是捱打，他肯定會喜歡那些人。他對團伙的熱愛就是從那時開始，一直持續到現在。
但是被欺負實在苦惱。張瑋瑋效仿當時的“小七狼”、“十三太保”、“十兄弟”，在聯中組了個“十二鎖鏈”，成員是十二個常年被欺壓的歪瓜裂棗。每天放學，家長下班前，十二鎖鏈在家屬院裏的花園裏開會，研究怎樣讓這個團隊更有殺氣，還曾經設計過怎麼滅了郭龍師兄弟，每天說得特別興奮，第二天挨個兒被扇耳光。
不到一年，小七狼被學校全部開除。開除的時候，小七狼把十二鎖鏈約到花園裏，十二鎖鏈哆嗦着去了。花園裏，小七狼的老大，一個上海人，掏出了一把短刀：“我們走了，聯中就交給你們了，你們一定要看好聯中！”——“好！大哥！”
張瑋瑋的初二上了好幾年，上遍了白銀的中學，還是初二。家人把他送去了西安，過了半年他想家，又回了白銀。
在西安，張瑋瑋接受了最早的搖滾樂薰陶。回到白銀，他變成了一名街頭吉他青年，紅棉吉他到哪兒都揹着。晚上，他在後院支個鋼絲牀，買上一堆啤酒，點個柴油燈掛在樹上，聚起一幫人來，聊天喝酒唱歌。後來，就有人提着酒慕名而來，在旁邊一蹲，滿臉羨慕地看着他。郭龍便是其中的一個。張瑋瑋想，天天冒充硬漢累得很，原來你也是這樣的人啊，以前我可是巴結不上的。他給郭龍一個小鐵皮垃圾桶，讓他跟着吉他敲鼓。
張瑋瑋第一次在白銀聽到吉他彈唱，是牢歌，來自那些監獄裏放出來的老小夥兒。那時候的犯罪多是小偷小摸，打架鬥毆。小夥兒犯了事兒，進去學了牢歌，放出來，家裏要敞開門半個月一個月，各路江湖朋友帶着酒肉來洗塵聊天喝大酒，學吉他學歌。
牢歌的曲都是口口相傳、保留得非常完整的民歌，詞自由填寫，唱之前要先說一段：“在監獄裏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爹孃，望着山望着海，望不着我的姑娘” ，然後齊聲哼唱，“花開花又落”，一下把場景鋪開了，這是起興。然後，“直升飛機護送我，走進了大沙漠”——爲什麼是走進了大沙漠？西北最厲害的監獄是關白寶山的阿克蘇重刑犯監獄，偷個錢包其實根本進不了，但是編詞的人覺得進那樣的監獄牛逼——“直升飛機護送我，走進了大沙漠，沙漠沙漠真寂寞，沒有姑娘陪伴我，XXX思想哺育我，出去再作惡”。唱完了，大家再一起哼唱“花開花又落”，大場景一收，結束。
聽這些歌兒，張瑋瑋覺得生命一下鮮活了。幾年後，他聽到“野孩子”樂隊，一下子想起了這些歌。更久以後，他聽到吉普賽爵士，又想起了這些歌。再後來，這些曲子中的一些，比如《李伯伯》和《兩隻山羊》，被他唱紅到了全中國。
17歲那年，張瑋瑋和郭龍都已經混成了風雲人物。他倆一起打了無數的大架，聲名遠揚。郭龍覺得跟張瑋瑋投緣，一起打架放心，“就算對面有二十個人，他也不會跑”。而郭龍是白銀的SUPER STAR。一起出去打架，別人拿着刀拿着鋼管，郭龍什麼都不要，穿件藍風衣，走在大家側面，在最關鍵的時候突然躥出來，一顆鋼珠“啪！”，一錘定音。一次，在旱冰場下的花園中，張瑋瑋親眼看見，郭龍站在十三四個蹲好的小痞子面前，左腳一隻拖鞋，右腳的鞋拎在手裏，一人臉上一拖鞋“啪啪啪”抽過去。有幾個人剛要抽刀，人羣裏有人說“別動，那是郭龍！”——這句話以後，十幾個小夥子一動不敢動。
有一陣子，白銀菜刀攤上賣的菜刀都刻着郭龍的名字。
1993年，張瑋瑋被籠罩在光環中，一直考慮着怎麼才能低調地處理這些突然而來的名望。無敵是那麼的寂寞。那陣子，張瑋瑋爸媽都不在，家裏只有他一個人。郭龍家人看他孤單，對他特別好，不論幾點，郭龍媽一看他來了，馬上進廚房做飯。在郭龍家，張瑋瑋有自己的碗筷。
第二年，張瑋瑋經歷了打架生涯中最慘烈的一役。他被捅了兩刀，肺葉洞穿。郭龍得到消息，衝進急診部，“有沒有送來一個戴眼鏡的孩子？”“你是誰？”“我是他哥，親哥！”張瑋瑋躺在牀上，想叫聲龍哥，一張嘴全是血泡泡。郭龍說你別說話了，張瑋瑋還是說，龍哥，我要是死了，別報警。“爲啥？”“要五萬塊錢，三萬給家裏，兩萬給兄弟分了。”——過了一會兒，又說，“三萬兄弟分了，兩萬給家裏。” 說完昏了過去。他昏迷了六天，醫院下了四張病危通知單。
後來，張瑋瑋就不想在白銀待着了。家人給他聯繫到蘭州，考了個成人委培的師範學校。半年後，他把郭龍也叫了去。張瑋瑋咬牙唸書，郭龍每天一套穿成黑色的黃西裝，屁股兜裏面永遠插着一本武俠小說，睡到十二點纔起來，蓬頭垢面，不到半學期學校就要開除他。但郭龍總有絕處逢生的本領。學校的舞蹈隊排舞“黃河魂”，男主演突然轉學不演了，女一號把郭龍叫去跳舞，郭龍從來沒跳過舞，卻把男一號撐了下來，四處演出，代表蘭州參加全省比賽，跑到武警總隊慰問演出，學校沒法開除他。就這樣，兩年後，兩人都畢了業。
回到白銀， 家人商量借錢送禮，給張瑋瑋找工作。要麼去私立小學當老師，要麼去交警文工團。張瑋瑋心裏難受，跟家人吵了一架出來，碰着幾個人去喝酒。幾個人說，明天上廣州投奔哥們兒，他回去借了車票錢，第二天跟着出了門。
1997年3月，幾個白銀青年穿着帶毛領子的皮夾克，到了滿地人字拖的廣州。
在滯後的白銀認知中，廣州是流行音樂的基地。到了廣州他們才發現，流行音樂的時代早過去了。要投奔的白銀老鄉呼機不回，人間蒸發。他們睡了一個月的地板，山窮水盡。張瑋瑋給郭龍打電話：“你快來廣州，過得太好了，你只要帶一千塊錢過來就行。”郭龍借了一千塊錢過來，沒幾天，又是山窮水盡。
幾個人餓到要打撲克賭最後一包餅乾吃的時節，張瑋瑋在一個餐吧找到了一個唱歌的工作。幹了不到一個星期，老闆給了他十天的工資1500元，說，你還是挺有意思的，我也想留下你唱歌，但是沒辦法，客人都說你唱歌他們覺得害怕。
同來的白銀青年就此四散。有兩個人去學做足部按摩，張瑋瑋說，一輩子對着別人的腳，我不幹。他和郭龍在天河村租了個房子，郭龍理了五十首歌，寫了一個歌單。
廣州的大排檔人聲永遠鼎沸，食物的香氣衝上腦門。揹着吉他，等着食客點歌的歌手穿行在推杯換盞之間。對於張瑋瑋和郭龍來說，廣州大排檔是炒河粉、炒米粉和榴蓮混合起來的味道。在西北，這些味道是不存在的。他們抱着歌本轉了三個小時，沒張開嘴。
最後，他們開始在天河體育中心的地道里賣唱。1997年的春天，地道里賣唱的人特別多，張瑋瑋和郭龍一開口，其他攤子紛紛撤退——西北嗓唱搖滾，以分貝碾壓各路好漢。
唱了一個月，攢夠了去西安的車票，兩人到西安投奔郭龍的表哥，隨後輾轉天水、蘭州，最終決定回家。張瑋瑋跟郭龍說，這次回去就算了，別折騰了，聽家裏人的，好好上班。1997年7月1日，他們到了白銀。
27天后的7月28日，張瑋瑋抵達北京。
九十年代，所有白銀年輕人掛在嘴上的一個詞是“走”。必須得離開那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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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光明的那個早上，我們爲你沿江而來”
多年後，他的兒子寫道：“東經103度與北緯35度之間，孤零零的白銀。
“五十多年前，在那片戈壁灘上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礦，隨後很多人從各地來到了那裏。他們架起各種大型機械不停地往地下挖，直到把那片荒涼的戈壁灘挖得燈火通明，兔走狼奔。”當年懷着建設祖國大西北理想闖進無人區的時髦工人們，在那裏生根發芽。而我們，就是那些芽。（張瑋瑋《白銀飯店》）”
他在六十年代來到白銀。他的父親是修鐵路的河北人，那批人修隴海線，從河北開始一路修到新疆，年紀大了就建一個機務站，留下一批人。父親留在了白銀機務站，他是在火車站長大的。
白銀跟西北的其他地方不一樣，它產貴重金屬，產量高，是中央直屬單位，是國家關注的地方。許多上海專家和蘇聯專家來到這裏，許多東北工人來到這裏，許多甘肅本地人來到這裏，許多其他地方的人也來到這裏，一起支援祖國建設。他的妻子是天水人，16歲來到白銀。16歲的紡織女工來到白銀，他去迎接。女孩一下火車，拎着行李，他就說同志，我幫你提行李吧。他用自行車帶着她送到了工廠，就這樣認識了。
像現在的電子遊戲一樣，白銀圍繞着白銀公司慢慢鋪陳壯大。工廠周圍有了麪粉廠、電纜廠、紡織廠、棉紡廠、學校、醫院…… 他家住在永豐街，這條街上什麼都有。
那時候，白銀是一個特別安靜，特別緩慢的地方。白天，全城是空的，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只有很少的老年人，很大的風在空地上轉。房子的格局和人們穿的衣服，基本一模一樣。快到九十年代，廠裏的門房纔有了一個電話，孩子們好奇，大人去打電話，孩子們搶着搖。
多年後，白銀的人們才明白，那些恐怖的殺人案大都發生下午四五點，因爲那會兒是人最少的時候。
白銀飯店離他家不遠。以前，這個飯店是國營招待所，接待來幫助白銀做基礎建設的蘇聯專家。蘇聯人來之前，白銀人開始學國標、學俄語。蘇聯專家隔三差五晚上要吃飯，飯後跳舞樂一下，白銀有專門陪蘇聯人跳舞的工種。
沒待多久，兩國鬧翻，蘇聯專家走了。
那時候，他已經結婚了，婚後馬上要了孩子，一個女孩，一個男孩。
兒子小的時候，他帶他坐火車去蘭州。白銀到蘭州中間有個地方叫皋蘭，那個地方的人賣熟雞蛋給車上的旅客，皋蘭話說“熟雞蛋”像“來福雞蛋”，一上車，兒子就問他，什麼時候吃來福雞蛋？他說，還遠着呢。那會兒從白銀到蘭州要三個半小時。除了去蘭州，就是去天水妻子的孃家過年，先坐汽車到蘭州，從蘭州再坐8個小時火車，才能到天水。那條鐵路線連着烏魯木齊和北京。
那時候，他是學校的老師。每天從學校回來，吃完晚飯，他從來不參加家庭娛樂活動，儘管娛樂活動無非就是火爐上烤烤花生，桌邊下下跳棋。他每天晚上坐在寫字檯前面擺弄他的樂器，要麼就在五線譜上抄樂譜。他是專業的單簧管手，對待音樂特別認真。
他家是聽黑膠唱片的，大多數是軍樂，教科書一樣。音樂一放，他就不跟別人說話了。平常他也經常性地浸入自己的頻道。兒子在外面跟一幫小孩兒野，他走過來，兒子說，都別說話，原地站住不要動。他就愣愣地從兒子旁邊走了過去，看都看不見他。
他長得纖瘦，細緻，帶着知識分子的雅氣。大多數時候，他的臉緊張又嚴肅，有一種不知道如何是好的茫然。
兒子不愛聽軍樂，一聽就頭疼。家裏還有一張“梁祝”，放的時候全家都很舒服。偶爾，他用單簧管吹一首波蘭舞曲，兒子也能聽進去。
兒子九歲那年，他和妻子用攢了一年的錢買了一架鋼琴，放在破平房裏，就在“白銀案”第一個被害人被殺害的房子旁邊。將近兩個月，每個週末都有人來參觀鋼琴，誰來了都摸摸，誰都不會彈。
那年他36歲。那時候，全白銀的鋼琴超不過五臺。
從九歲開始，他不讓兒子午睡了，他自己也不睡。 中午吃完飯就開始練琴，一直練到上課，晚上回家再練一個小時。那時候晚上演臺灣連續劇，家家都看《星星知我心》、《昨夜星辰》，每天吃完飯就是看電視的點，但是兒子要練琴。兒子把鏡子放在鋼琴上，對着裏面屋的電視，眼睛盯着，手上亂按。他沒太注意，只要有聲音就行，他也在看電視。
車爾尼鋼琴教材849是最初級，兒子彈了三年，過不去。他教兒子也教得絕望。別人告訴他，父親再厲害都教不了兒子，你得給他找個別的老師。他開始在白銀音樂界給兒子找。先找了個手風琴老師，兒子一拉手風琴就困，下巴往風箱一放就睡着了。老師讓兒子涼水洗臉，洗完臉出去跑一圈，跑回來還是睡。上了三節課，老師把學費退給他，說算了，你兒子實在不是搞音樂的料。他鬱悶了很久，又從蘭州找了個單簧管老師。這個老師本來是上海交響樂團的首席單簧管，文革的時候被打成黑五類，下放到工廠燒鍋爐。他聽說有這麼個高人，就拎着點心到鍋爐房，從一堆煤灰裏把大師挖了出來。
大師被生活折磨得見着人就鞠躬，突然蹦出個尊敬他的人，就對他特別好，對兒子也好。但兒子還是學不進去。
最後大師被甘肅歌劇院挖走了，但大師和他的友誼持續了很久。
以前，白銀的生態是一個完整的循環系統。所有父親到三四十歲就開始逐漸給自己的孩子鋪路，工廠招工也知道子弟有多少，名額都是準備好的。國營單位多一個人不多，少一個人不少，老的退下來，在公園下象棋，拉二胡，年輕人進廠上班，到老了，也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好，大家都舒舒服服，掙的錢差不多，誰也沒有記恨，沒有攀比，和諧生存。
1990年，白銀開始經濟改革，單位裏不太重要的部門要“優化組合”。他被“優”掉了，調到棉紡廠工會裏搞文娛活動和後勤。
隨着改革力度越來越大，白銀原來的生態系統徹底崩塌。工人開始下崗，工廠不收人，年輕人進不了工廠，只好滯留在外面。那會兒，白銀開始有了社會青年。在北京、西安、上海……年輕人能當個體戶，或者找到別的出路，但是白銀沒有。
社會青年涌進舞會和旱冰場，喝酒打架打發時間，看不到希望。白銀亂了。人心惶惶，風氣轉差，到處都是流氓。
白銀最亂的時候，就是高承勇作案最密集的時候。這跟城市的整體氛圍有點關係，但也沒什麼關係。白銀有它大西北的剛強。很多白銀家庭，每月靠一百多塊下崗低保生活，踏出家門，照樣堂堂正正漂漂亮亮；窮得一塌糊塗了，朋友上門，還是砸鍋賣鐵地好好招待。
高承勇不是白銀人，他在榆中縣的青城，家裏有房有地，根本不存在下崗一說，白銀人的壓抑苦悶他感受不到。
那幾年，他過得很苦。他與妻子離了婚，妻子帶女兒去了蘭州，他帶着兒子留在白銀。白銀公司完蛋，其他的小廠也很快倒閉，最後，他到鐵路中學去教書，每天坐火車來回，晚上八九點才能到家。他顧不上管兒子。
1993年，他送兒子去西安音樂學院上學，半年後兒子跑了回來。後來兒子又去了蘭州和廣州，最後去了北京。和白銀的許多年輕人一樣，去了就沒再回來。
2000年，接到兒子打來的電話，他把他的星海手風琴從白銀寄去了北京。
那架手風琴比兒子大兩歲。他一直希望兒子走上音樂之路，但他真的走了之後，他又忍不住批評他，在他看來，他們的音樂頹廢、反動、曲式混亂。他告訴兒子，你應該放棄音樂，務實一點，去做一些更掙錢的工作。
很多很多年以後，兒子在蘭州的大劇院裏有一場演出，給他留了最好的座位。因爲身體不舒服，他在演出前臨時回了家，沒有走進劇院。
那場演出結束後兩個月，他在白銀去世了。
3
“什麼日子我讓你來到了這裏，那是我想要知道生活在哪裏”
1997年，邯鄲人何國鋒已經在北京待了一年。
在北京，他叫“小河”。小河留長頭髮，扎辮子，他的樂隊“美好藥店”屬於獨立實驗搖滾風格。那時候，小河在酒吧唱了一年，攢了一兩萬塊錢，正準備自己錄音——他在新街口自己租的房子裏面，用水泥和磚頭又蓋了一個房子，作爲錄音室。這個錄音室幾乎是密閉的。民謠歌手周雲蓬進去錄音，唱完大汗淋漓，差點缺氧憋死。
那年秋天，張瑋瑋第一次見到小河。
北京藍島商城的樂器部在門口搞促銷，找了幾支樂隊去唱歌，兩首歌一百塊。張瑋瑋去唱了，他唱完，小河拎把電吉他上臺，背對着人羣，一頓嘯叫，然後轉過頭話筒衝着大家說：“這麼冷的天，你們在幹什麼呀？都回去吧。”
張瑋瑋心想，這個人怎麼這樣？但他琴彈得太好了。小河下臺在旁邊坐着休息，張瑋瑋走過去問他，你收學生嗎？小河擡頭看了他一眼：“你學吉他幹嘛？”
那個時候，張瑋瑋正在當小時工。給中介交點錢，中介幫他介紹工作，派給張瑋瑋的活兒是洗抽油煙機，洗一個掙二十多塊，他去洗了兩個，放棄了。洗上三個小時，抽油煙機一點沒變，還是那樣。
他騎着自行車滿北京轉悠，也不知道自己該幹嘛，但是心情舒暢。那時候的北京大部分還是北京人，老皇城穩穩當當的樣子，後海是純黑的一片。他覺得這個城市的氣質就能讓他安定下來。
後來張瑋瑋經常見到小河。美好藥店盤踞在王府井利生琴行，他沒事就過去玩。小河彈《檸檬樹》，右手一邊彈一邊打着節奏，張瑋瑋當時只會掃弦，一看，覺得耳目一新。1999年元旦，張瑋瑋和一個蘭州的朋友晚上跑到王府井亂逛，路過利生，看見利生支了個臺子，小河和美好藥店正在臺上演出。遠遠地看了一會兒，他跟朋友說，牛逼，這麼冷還在露天演出——咱們什麼時候才能熬出頭？
過完年，張瑋瑋找了個琴行的工作。當時，到琴行上班是北京搖滾青年的最佳出路。
琴行老闆非常喜歡張瑋瑋。這個小夥子除了絃樂什麼樂器都能試，又愛收拾東西，每天早上，先把所有的琴擦一遍，櫃檯擺得整整齊齊的，然後泡杯茶坐着。老闆打算把他培養成琴行經理。
1998年的一個晚上，張瑋瑋喝醉了，想起了郭龍。他的電話是郭龍媽媽接的，說“龍龍過得一點都不好”。第二天，張瑋瑋跟郭龍說：“來北京吧，來琴行上班，特別牛逼，周圍一條街全是高手”。
那兩年，張瑋瑋白天在琴行上班，每週有幾個晚上去酒吧裏唱歌掙錢，還帶了幾個學吉他的學生，收入不低，隔一陣能給家裏寄點錢。
郭龍來了，在琴行待了不到一年，又回了白銀，他實在不喜歡上班的生活。其實張瑋瑋也不喜歡。老闆要栽培他，每天定點巡視、訓話。他感覺自己像駱駝祥子，如果老闆有個女兒，他早晚會成上門女婿。在琴行，他全天帶着耳機，聽祖咒和“子曰”，他覺得壓抑。
臨近崩潰的時候，張瑋瑋就騎上自行車，去歌舞團地下室裏看野孩子排練。
1997年，張瑋瑋和郭龍在蘭州第一次看到野孩子的專場演出。那會兒張瑋瑋的頭髮焗成毛栗子的顏色，帶着耳環，穿緊身T恤，緊身牛仔褲，牛仔靴上帶環，一身殺馬特打扮。他們當時認爲，搖滾一定得奇裝異服，特別頹廢，生活作風也是能垮就垮，千萬別挺着腰板。聽說有兩個人用重金屬唱“花兒”，他們就去了。
一看之下，野孩子全面徹底地征服了他倆。張佺小索兩個人，一個人一件灰T恤，光頭，就像兩個幹活的工人；兩把木吉他彈得連勾帶甩，和聲標準優美。看完演出沒有車，張瑋瑋和郭龍走路幾十公里回家，激動地聊了一夜。“好聽，牛逼，顛覆。”
一到北京，張瑋瑋就聯繫上了野孩子，他們的演出他必到。張佺小索住在地下室，沒錢，穿得破破爛爛的自己做着飯，每天定點排練，一週幾個晚上去酒吧演出，唱自己的作品，也翻唱外國民歌。跟野孩子待上一會兒，就夠張瑋瑋回去撐一段時間。他常想，真的，人家怎麼就抵抗住了？野孩子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2000年初，張瑋瑋跟琴行裏一個朋友打了一架，打完一怒之下站在琴行裏一頓大罵，罵完走了，沒要工資，放那兒的東西也沒拿，琴行和那種生活帶來的所有壓力一泄如注。
第二天，他直接搬到了小索家隔壁，自此開始早起練琴，中午睡個午覺，下午野孩子排練，他又在自己屋裏練琴，晚上，到小索家蹭個飯。他想，我一定要和他們一樣。
有一天，張佺和小索到他屋裏轉了一圈兒，坐下了。“你會彈鍵盤嗎？”“會啊。”“手風琴會嗎？”“會啊！”張瑋瑋覺得肯定有好事兒。
張佺說，你找一個手風琴，練一首歌，練完咱們試一試，然後給了他一首澳大利亞樂隊的演奏曲。張瑋瑋一晚上就把譜子聽寫下來給小索看，那時候，他才覺得從小被爸爸逼着學音樂太有用了。
收到爸爸寄來的星海手風琴，張瑋瑋加入了野孩子。那一天，張瑋瑋第一次感覺到，白銀的自卑、壓抑、混亂和迷惘全被戰勝了，“九十年代漫長的更新下載，完成了”，他到了人生的巔峯。
他在東直門斜街一個小區租了間地下室，每天打掃得乾乾淨淨，等大家來。每週至少六天，野孩子在這間地下室排練。一穩定下來，他又給郭龍打電話：“這回是真的牛逼了。”
他還是想和郭龍在一起。從在後院郭龍抱着垃圾桶打鼓開始，他一直這樣想。哪怕周圍再多的朋友，身邊沒個真的家裏人，他覺得不踏實。
郭龍在張瑋瑋的地下室旁邊又租了一間地下室，開始認真練鼓。他也特別喜歡野孩子，那次來，郭龍再也沒走。
2001年，野孩子想有個固定的地方，既做演出場地也做排練室，用營業收入養活樂隊，便在三里屯南街開了“河”酒吧。
河酒吧很小，坐上三桌就算滿客。一個2米X1.5米的演出臺子，三個人站上去覺得擠。酒吧開業那天，郭龍第一次聽到了《黃河謠》。
誰也沒想到，河酒吧會一發不可收拾。
郭龍是河酒吧的第一任吧檯。後來小河和萬曉利每週三過來演出，郭龍調音，他們一唱，郭龍就抱個鼓在旁邊敲着玩，玩着玩着，就加入了美好藥店樂隊。那時候，小河和萬曉利在天通苑買了房住，萬曉利有輛國產摩托車，倆人每人再買一套防風護具，冬天穿上大棉襖，裹上圍巾，從天通苑騎一個半小時的車，來河酒吧演出。演出完，喝得也差不多了，摩托車扔下，去朋友家睡一覺，第二天再來取。
每次來河酒吧，是小河跟萬曉利最開心的時候。一週一場演出是沒法養活自己的，他們都還有別的演出。別的酒吧有主持人，還有舞蹈、遊戲和魔術，經常有客人湊過來“哎這個你會不會唱？”小河說，在河酒吧纔是真正表演，因爲有人聽得懂。
剛到北京的時候，張瑋瑋只能和熟人聊天，人一多立刻不說話。河酒吧幫他解決了這個問題。2002年，河酒吧成了京城著名據點，他在這裏認識了此後人生中所有的朋友——西北壓抑青年突然變成了三里屯南街的交際花。
河酒吧跟所有的酒吧都不一樣。鼎盛時期，這裏是一所烏托邦。跑場歌手，民謠歌手，拍電影的，樂評人，寫詩的，文藝青年，老外，東北旺樹村的搖滾青年……全能待得住。後來，李修賢、杜可峯、羅永浩……這些名人也沒事就來待着——沒人理他們，他們又不玩樂器。在那之前，北京的各個圈子分得特別清楚，各圈之間不來往，樹村的搖滾青年認爲去三里屯喝酒是恥辱，但就是會湊錢拼着黑車來河酒吧玩。野孩子的氣質營造出一種誰都能認可的氛圍，讓各個旮旯裏鑽出來的苦逼們突然找到了對方。
酒吧開業沒多久，野孩子的作息變成了每天排練完，集體打掃衛生，打掃完在門口喝茶下棋，下完棋， 酒吧開門，然後喝酒，演出，狂歡，直到凌晨三四點。河酒吧有個窗臺叫“瑋瑋臺”。不論喝得多醉，張瑋瑋只要一發現不行了，就直奔那兒一躺，一直躺到醒來。
每週三，張瑋瑋和小河萬曉利演一場即興。那個時期的即興，臺上全是火花，每個人都是火花，火花和火花揉到一起滴水不漏，是排練都排練不出來的、他們從此之後再也沒有過的火花。瘋狂持續到2002年的夏天，詩人尹麗川將他們推薦給“摩登天空”的老闆沈黎暉，沈黎暉來河酒吧看了兩次，找人來錄音，就有了 《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那是一張充滿河酒吧氣場的現場專輯，是嗨到極點，自由到極點，又有着不可挽回的末世氛圍。
2003年春節，非典來了。非典過後，人心渙散。大家都開始懷疑，即興音樂那麼美好，天天循環着死磕排練，有沒有必要？而後，後海一個月內開了十幾個酒吧，三里屯南街沒人去了。
那一年夏天，河酒吧倒閉，野孩子也解散了。
4
“我要換一個名字，我要去南方”
張佺1968年出生，是在青海長大的蘭州人。1995年，他與小他兩歲的小索共同創辦了“野孩子”樂隊。
張佺是個嚴肅的人，在他面前，朋友們會覺得舒服，但不敢放肆。小河說，張佺像一個民間高手，跟這個世界不怎麼瓜葛，也不會動搖。在張佺和小索的身上，他感受到西北人的品質——從裏到外的放鬆和堅定，從來不裝。這也是民謠的氣質。
張瑋瑋說，小索是典型的蘭州人，有着蘭州人身上最溫暖最豪爽的品質。小索永遠是笑眯眯的，高高興興的。從加入野孩子開始，張瑋瑋和當時幾個朋友所有洗衣服、蹭飯、睡覺、借錢……這些生活的疑難雜症，都是小索包辦的。髒衣服攢夠了，拿到小索家，一進去，衣服往洗衣機裏一放，小索開始上茶上酒，小索的妻子做着飯，吃完飯，再放上兩三個電影，看到兩三點鐘，衣服幹了，一卷回家。趕上查暫住證，一幫朋友集體到小索家，一人一個沙發，睡三天，查完了再回去。不僅是他們，對待所有人，小索都是這樣。
因爲小索，河酒吧纔會成爲那樣的一個共產主義音樂公社。
小索的墓在蘭州臥龍崗，蘭州和白銀中間的山裏。郭龍的爺爺奶奶也埋在那兒。什麼時候回家鄉，他們都會帶上一瓶酒，上山，看看他們的索哥。
2002年，新疆的哈薩克音樂家馬木爾來到北京。小索每週在河酒吧給馬木爾安排一場演出。馬木爾彈琴停不住，有人在，就一直彈，一彈四五個小時，塔吉克，土克曼，吉爾吉斯，最後到漢族，任何東西都能彈，是真正的天才。馬木爾約張瑋瑋去他的IZ樂隊排練，張瑋瑋不知道怎麼跟張佺說。張佺告訴他，人一生不是隨時都有機會和大師合作的，你要珍惜這機會。於是，那時候，張瑋瑋給祖咒拉手風琴，跟馬木爾排練，也和小河和萬曉利錄音——這就是河酒吧的風格。
2003年5月，野孩子解散，張瑋瑋跟馬木爾去了新疆。過了半個月，馬木爾回北京，張瑋瑋自己留在北疆，到伊犁，又到南疆喀什，然後又回到伊犁。剛到新疆的時候，他聽了首歌《雪落伊犁》，一把冬不拉彈唱，特別簡單的歌詞，描寫大雪蓋住了整個伊犁。他在伊犁待着，等那場雪，一直等到十一月底，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他走了。
回到北京，他住在霍營，跟小索張佺離得很遠。郭龍跟當時的女朋友住在城裏。IZ的氣氛越來越不好，美好藥店也瀕於解散。他整天一個人呆着。
2004年，張佺和小索去英國演出，演出時小索突然胃疼，回國一檢查，胃癌。住院三個月，小索去世了。
小索去世後，張瑋瑋又去了新疆。他想學彈撥樂。馬木爾說，別學彈撥樂了，你不適合，你心裏不夠黑，太浪漫了，你去學個笛子吧。馬木爾把他丟在了哥哥家的山上。
到山上，張瑋瑋每天放一百多隻羊。早上起來，他把它們趕到河邊，就坐在一個山頭上，看着它們喝完水，一路吃着草回家，一直吃到晚上。他帶了一根簫上山，練一支寫岳飛的曲子，每天看着羊，對着山吹。直到下山，那支曲子也沒學會。
回到北京是中秋節，那天晚上，IZ演最後一場，演完解散。解散的事不用商量，大家已經形同陌路了。那天張瑋瑋帶了兩瓶白酒去演出，演完把兩瓶酒往桌上一放，說，今天不是喝酒，今天就是喝醉。 二十分鐘，他連幹了十幾杯，徹底把自己幹翻了。
張瑋瑋難過。他對IZ特別有感情，對它，他和對野孩子的期待是一樣的，他希望能在這個集體裏生根發芽。野孩子、IZ、美好藥店，這三支樂隊承載着他從小對團伙，對純潔集體的渴望和熱愛。
張佺、小索、馬木爾和小河是張瑋瑋最敬仰的人，是他在北京認識的四個師父。對西北的認同感，小索、張佺那種做人的方式，是他的做人之本；小河的自由和揮灑是他完全不具備的，是起飛；馬木爾是他最喜歡的新疆彈撥樂，是根源。和他們在一起，他覺得人生中最喜歡的東西都在，是完美的三部曲，結果一口氣，全垮了。
那幾年，他在東四十條郭龍家旁邊租了個院子，除了郭龍和極少的幾個朋友，他跟誰都不聯繫，誰叫都不出門，電話響了也不接。他整夜整夜地不睡覺，到天亮，院子裏的所有人都鎖上門去上班了，他才能睡着。
回到家，媽媽擔心他。他坐在屋子，跟媽媽的目光接觸的時候，臉上露出特別尷尬的笑，就像見到一個陌生人那麼客氣。那時候沒有“抑鬱症”這個詞，但是，情況一塌糊塗。
2006年，忽然有個朋友給張瑋瑋打電話。朋友在拉薩開了個酒吧，叫他去彈鍵盤。張瑋瑋借了個鍵盤又借了個合成器，揹着去了拉薩。
他在拉薩待了四個月。每天晚上幹活，下午在大昭寺門口喝甜茶，跟幾個樂手打鬥地主。打鬥地主不用交流，不吭聲把牌打好就行。三個月鬥地主，治好了他的抑鬱症。拉薩工資特別高，那三個月他掙了將近兩萬塊錢，最後他給郭龍買機票，負責食宿，從拉薩出發，順着雅魯藏布江到林芝，又到桑耶寺，走了一大圈。
同時，他戀愛了。
張瑋瑋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與他在大理定情。女孩媽媽催她回家，女孩不肯，媽媽說，你是不是談戀愛了？“是。”“什麼人？”“30歲，搞音樂的。”——“你被騙了”。
女朋友的媽媽說，你不相信，就打電話叫他來上海，你看他敢來嗎？接到電話時張瑋瑋正在郭龍家裏，他跟女朋友說，明天早上上海見。借錢買了張機票飛到上海，他身上沒錢了，買了一盒雀巢咖啡，就去了女孩家裏。他想，上海人喝咖啡，她要是北京人，我就買一捆蒜。
從上海回到北京，張瑋瑋想，現在病好了，樂隊都解散了，也談戀愛了，就得乾點正事了。
那陣子，萬曉利簽了盧中強的“十三月”公司，張瑋瑋入職到十三月，名義上是音樂總監，實際工作內容是幫萬曉利跟人溝通，就像他的助理。他自己沒什麼感覺，有一回，萬曉利忽然跟他說，瑋瑋你不要這樣子，我都覺得不好意思。猛然間，心裏有個什麼東西狠狠地捏了他一下——我怎麼成了一個唱片公司的助理了？慢慢地，他就不去上班了。盧中強知道後，表示完全理解，他說：“瑋瑋，不要太留戀過去，不要不好意思，往前走一步，很有可能就是另一番局面。”
2006年秋天，張瑋瑋和郭龍第一次作爲一個樂隊組合，登臺唱歌。當時的曲目是《廟會》和《米店》，歌詞是在廣州去連州的大巴上才寫完的。一上臺，詞兒全忘了，一通胡唱，下了臺，他不想活了，覺得自己幹什麼都不行，上班也不行，當流浪漢也不行，做樂隊也不行，自己寫歌也不行。
小河安慰了張瑋瑋整整一個晚上。他說，最開始寫歌，演出的時候，你知道嗎？每一天去都是特別痛苦的，因爲知道去了自己也弄不好，但是你必須得經過這個過程。你不經過這個過程，就沒有演好的那一天。
回到北京，張瑋瑋下了狠心，要和郭龍一起，開始奮發圖強。
張瑋瑋在北京搬過不下五十次家，沒有一處住得超過一年。這一次，他在東直門清水苑租了一個房子，在那兒住了整整四年。專輯《白銀飯店》裏所有的曲目都在那個屋子裏完成——一句一句，跟自己死磕，枯坐着，等突然一行歌詞蹦出來，突然一段旋律蹦出來。
2010年下旬，《白銀飯店》進棚開始錄製。張瑋瑋和郭龍把前幾年跟着孟京輝搞話劇的錢全部放了進去。那會兒，他們對這張專輯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就是小河說的，再痛苦也得去，總得走完這一步。” 張瑋瑋又把房子退了，搬到青年路錄音棚的旁邊，跟另外四個人合租。
張瑋瑋把他的東西全部打包放好。他跟女朋友訂了婚，婚期是2011年5月1日。他想，錄完這張專輯，我在北京的所有事情就都結束了，就無牽無掛了，野孩子、IZ、美好藥店都沒了，我和郭龍一起做張專輯，這張專輯肯定是失敗的，做完就行。他打算做完就去上海，重新開始。重新開始什麼？他不知道。
錄音整整錄了半年，到最後，棚費和其他所有，這張專輯花了將近八萬塊。張瑋瑋所有的錢一掃而空。
2011年4月26日，張瑋瑋出了錄音棚，上火車。上車的時候他拍了張照片發微博。當時郭龍正跟一個朋友吃飯，那個朋友跟郭龍說，瑋瑋真走了，都發微博了。郭龍吃着火鍋說：“年年月月鍋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不久後，張佺來北京演出，叫上了張瑋瑋和郭龍暖場。要暖場，又得一起排練，一排練就發現真的是喜歡在一起排練，感情實在太深。他們一起做了一個專場演出，張瑋瑋郭龍唱一節，張佺唱一節，最後三個人再一起唱幾首野孩子的歌。
張瑋瑋想起，幾年前，張佺剛在束河買了新房子，他去新房裏看他。那時候，他們的關係已經變成了兩個獨立歌手之間的關係，有了距離，不再是野孩子那種氛圍。在張佺家，他去二樓上廁所，一回頭，突然看到二樓樓梯的牆上，貼滿了他們當年一塊兒演出的照片。
他看着牆上的照片熱淚盈眶。回來後他跟郭龍說，咱們把好多東西是掛在嘴上的，佺哥真的是埋在心裏。佺哥是那種人，你永遠別想聽着他煽情的東西，他關心一個人，他是永遠都不會跟你說出來，你不發現的時候，你就覺得他根本不在意你。
演出完，張瑋瑋想，何必呢？我在上海，郭龍在北京，佺哥在大理，都落着單。最後，大家就開始商量去雲南。
2012年，《白銀飯店》專輯發佈。首發演出前，張瑋瑋和妻子在印刷廠邊的客棧住了一個月盯印刷。印刷的時候文案還沒完成，張瑋瑋在客棧裏寫了那篇《白銀飯店》。交完印刷廠的錢，夫妻倆身上全部的錢只剩一張100塊。深圳的朋友說，那你來吧，給你安排一場演出。下了飛機，見到朋友，張瑋瑋第一句話是“先借點錢”。演完，拿着朋友給的五千塊，兩人飛去北京，準備首發演出。他們想，這注定是賠的，投的八萬塊錢不可能回來了。
5月26日，《白銀飯店》首發演出，北京小雨。那天晚上，門票賣了900張，CD賣了450張—— 收回了專輯製作的全部成本。張瑋瑋死都沒想到。他和妻子住在朝陽醫院東門旁邊的快捷酒店，進了房間，兩人開始漫天撒錢。
《白銀飯店》巡演一結束，張瑋瑋帶着妻子來了大理，那時候，2012年還沒有過完。
5
“我眼望着北方，彈琴把老歌唱”
2016年8月26日，高承勇在白銀市工業學校的小賣部內被抓獲。1988年5月至2002年2月間，他共在白銀實施強姦殺人作案11起，殺死11人。幾乎是一夜之間，白銀，這個向來乏人關注的地方，因爲“變態連環殺人案”而成爲了全國矚目的熱點。
看到“小白鞋”那三個字，張瑋瑋脖子上的汗毛立了起來。在他的少年時期，這三個字是整個白銀的噩夢。很長一段時間，他見到穿白鞋的人就害怕。後來他漸漸忘了它。沒想到幾十年後，它又原路追了回來，帶着整個白銀的壓抑恐懼和所有他努力忘記的日子。
1988年剛剛案發時，白銀所有工廠的女工下班全由集體車送，車上要有幾個男工，看着每個女工進家。張瑋瑋的媽媽就是當年的一名女工。後來，日子長了，人們鬆懈下來，有一天媽媽獨自回家，後面一直有人跟着她，快到家的時候，她一路喊着爸爸的名字衝進屋裏，爸爸出來追，跟着的人已經跑了。
張瑋瑋的媽媽是1992年離開白銀的，離開後總共就回去過一次，她被白銀傷透了心。
破案當天，張瑋瑋給媽媽打了一個小時的電話。之後，熱點持續被加溫，發酵，散出腐臭的味道。看到鋪天蓋地的報道，張瑋瑋的心是擰着的。幾天後，各種新聞花樣翻新，終於翻到了張瑋瑋的身上。他在《哪一位上帝會原諒我們呢》寫過一句“你是沿江而來沉默的革命殺手”，被解讀爲“你是沿河而來的變態殺手”。
那首歌寫在幾年前的杭州，他偶遇巡演中的張佺，兩人在高速公路口分別，張佺一個人揹着布套包着的冬不拉走了，背影像個志士。張瑋瑋憤怒了。他對着妻子和朋友們控訴：“幹嘛說我們白銀人壓抑到變態殺人？白銀特別牛逼，那兒養不了我們了，像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基本全都出來了，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白銀人在外面變成下三濫，蘭州榆中縣人跟我們白銀有什麼關係！”
爲此，他認認真真地寫了一篇《關於白銀》，發到網上。很快這篇文章也成了熱點。
好在，從熱點到冰點，並不需要太久。驚悚的社會新聞每天都有，它們會彼此吞噬。兩個月後，“白銀案”已經成爲被嚼到無味的口香糖。
而白銀，它仍在“東經103度與北緯35度之間”，孤零零的地方。白銀飯店也仍在，現在它身兼網吧、旅館、按摩院、KTV、酒樓和美甲工作室。離白銀幾十公里的地方，被開發殆盡的礦坑像巨大的拔掉了牙齒的牙牀，寂靜地忍受着隱痛。
2016年12月31日，野孩子在北京跨年演出。那是個不算熱烈但十分溫暖的夜晚。第二天，北京嚴寒，重霾。小河、張佺、張瑋瑋、郭龍和周雲蓬等一行人帶上口罩和帽子，一起去遊覽了北京天安門，拍了張面目難辨的合影。
中午聚餐的時候，他們從王菲開始，撫今追昔，聊了霧霾，也聊到了當年的河酒吧。現在，他們一年中最常見的相遇是在各種音樂節演出中打個照面，這樣能坐下來聊上兩三個小時，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得的聚會。
當年在河酒吧並肩作戰的兄弟只有小河還留在北京。
2012年，張瑋瑋、郭龍在張佺的老院子裏，一週排練六天。老院子空空如也，野草特別高。院門面對蒼山，每天太陽西下，最後一首歌他們就唱《旭日旅店》：“夕陽照着旭日河邊的旭日旅店”。唱完，太陽就下山了。那會兒的大理少見燈紅酒綠，太陽一下山，氣息往下沉，人就特別舒服，等着入夜早早睡覺。
那年年底，張瑋瑋和郭龍與“摩登天空”簽了約，隔了不到一週，野孩子簽了“樹音樂”。從此，他們開始了生平最神奇的藝人生涯。從沒有一個藝人是同時籤兩個公司的，簽約後，矛盾立刻出現了，兩個公司演出的時間就那麼多，又是競爭關係，事情棘手又彆扭。
但是，樂隊要運營，目前唯一的路就是籤公司，走音樂節。去音樂節演出，歌翻來覆去地總是那些，大家來演出其實都是爲了生活，當年河酒吧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是再也不可能了。音樂節會改變樂隊，各種責任壓過來，每個都要想辦法搞平衡。張瑋瑋不是個心大的人。想一件事，他是騎着摩托車想，吃飯想，晚上一個人坐着也想，直想到通爲止。
張瑋瑋和郭龍在三年內換了四撥樂手，得罪了一串人。一年中有一半的時間，他們在跑演出，演出之外，幾乎全天都在排練。早上一起牀，他們跟新來的一批樂手排兩個小時，回家吃飯，午後野孩子排四個小時，吃完飯晚上再排兩個小時，人快崩潰了，但是沒辦法。
有一天，郭龍喝完酒，把張瑋瑋約到一個朋友的飯館，拉着他的手說，他想退出樂隊，他覺得太累了。
那幾天，張瑋瑋是失戀的感覺，沉浸在酸楚之下，然而他只能答應 。
到2015年，張瑋瑋跟郭龍說，完成東北巡演，咱倆就散了吧。話剛說完，張瑋瑋的岳父重病，他趕到上海，三個月後，岳父去世了。
這是張瑋瑋經歷的第一個至親去世，三個月天天在醫院守着，看着生命結束，他給郭龍發短信：人一輩子什麼到底是重要的？什麼文藝藝術追求這些其實都不重要，身邊的這些人，這些那麼長久的感情是最重要的。
回到大理，兩人商量了一下，還是繼續吧。他們在大理找到了新的樂手小夕和薩爾。
也是那一年，張瑋瑋和郭龍在蘭州的大劇院演出，張瑋瑋爲父親留了最好的位置。演完才知道，父親不舒服，沒能看到這場演出。沒過多久張瑋瑋就接到了家鄉的電話，父親病重。回到白銀一週，父親走了。
離開那麼多年之後，是父親的葬禮讓張瑋瑋在白銀真正地待了三個月，這個葬禮是他和白銀最後的緣分。
他收拾父親的遺物，看到父親上學時手抄的譜子，整整齊齊的，每個五線譜上的音符大小一模一樣，收拾出來那麼高一摞。他想，音樂對於父親而言是太嚴肅了。後來，他在一次講座中說：“父親去世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愧疚之中，我不知道我到底有沒有曾經讓他感到驕傲過，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辜負了他。後來我慢慢地想明白了，我和我父親其實是互爲彼此的人生，我們共同完成了一個人生。我從來沒有按照他預期的那樣去做音樂，但是他在寫字檯前抄五線譜的那個身影，卻深深地影響了我。每次我一個人在家練習樂器的時候，那個身影就會從我的腦海裏面升起來。我相信，那個時刻就是屬於我們的永恆。
“我沒有成爲他希望的那種音樂家，到目前爲止，我給自己的定義就是一個走江湖的藝人。但是我非常認可這個身份，而且我覺得我很快樂。我也希望他能感受到我的快樂。”
2017年春節過後，野孩子與樹音樂的合約到期，沒有再續約。張瑋瑋和摩登天空也是合約到期，沒有續約。他們覺得，長期和公司合作會降低樂隊自身的行動力，所以選擇了迴歸獨立。
像每年一樣，春節結束後，野孩子就開始正常排練。每天午後，大理的院子裏會準時響起歌聲。偶爾出現錯音，張佺會擡起頭，溫和地看誰一眼。每練兩個小時，他們會在院子裏踢上半個小時的毽子。彩色的羽毛在大理的藍天白雲下顯得分外鮮豔。踢上一會兒，身上微微出了汗，就又是回屋唱歌的時候了。
晚上，他們會帶上家眷聚餐，飯菜都是自家燒的。郭龍喝醉了，還會向張瑋瑋表白：“到了那個時候，我仍然會替你擋刀子，替你去死。”張瑋瑋相信他。
2017年的春天，張瑋瑋在大理買的房子裝修已返工三次，歷時一年，仍未完成。這是他的第一套房子，本想在四十歲生日的時候住進去，也沒能如願。在大理買房子，還有給父親的打算。大理那麼好，他一直想把父親接來。二樓的鐵櫃子是爲父親收藏的古董打的，現在鐵櫃子還在那兒立着。
張瑋瑋說，他的下張專輯還是白銀飯店，《白銀飯店2》，他要用十首歌寫十個白銀人的故事。
白銀有一趟從城裏到礦上的綠皮火車，那是中國最後一趟綠皮火車。媽媽告訴張瑋瑋，去年10月31日，那趟火車停運了。
媽媽說，她以前坐過那趟火車，是跟他爸爸談戀愛的時候。 那時候他倆還不到二十歲。爸爸帶着媽媽坐那趟火車去看白銀的礦，那條鐵路特別熱情，一路掛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大紅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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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圖：1994年，張瑋瑋和郭龍在白銀。
所有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轉自界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