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音樂的人沒有完全幸福的
《人物》2013年5月封面故事：羅大佑在30年間創作了200多首歌曲，但他從未加入任何一家唱片公司，並對科技侵入音樂抱有極大警惕。他討厭別人叫他"音樂教父"，理由是："搞這種類似宗教的稱呼，肯定有什麼陰謀詭計在裏面，遲早被暗殺掉。"除了歌頌黨國和男歡女愛，他想發出"第三種聲音"。
羅大佑先生沒有辦法像陳奕迅一樣時不時衝觀衆席上的粉絲扮鬼臉，也綻放不出如章子怡般令人如沐春風的微笑，或學學慵懶倒在桌上的鄭鈞，一副“愛誰誰”的放肆勁兒。大部分時候，在《中國最強音》的導師席上，他雙手抱胸、正襟危坐。
絕非刻意擺出這種姿態以顯示江湖地位，而是羅大佑太不適應電視了。他擔任音樂評委的唯一經歷是1980年代在香港。“這是一檔選拔創作者的比賽，而且在正規演奏現場，我記得在香港學院禮堂，700人座位，鋼琴都是9尺的。”
“我是很反感攝像機對着我的。” 4月10日，《中國最強音》上海站的錄製結束後，羅大佑在下榻酒店接受了《人物》記者的第一次採訪。他的對面擺放了一臺用來拍攝本刊視頻的攝像機。“這是做什麼？你們不是一家雜誌嗎？”他立刻顯得很不高興，“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羅大佑幾乎難以安坐，試着幾次開啓話題卻語不成章。在他強烈的要求下，攝像機被撤掉了，他如釋重負地癱倒在椅子間：“這就好很多了嘛。”
羅大佑安然處於一種“被遺忘的邊緣狀態”。他說自己不怕，“我是那種死掉之後，只要我的歌還能流傳，不用記得我是誰都沒有關係的。只要歌還在就好。”
他的歌不斷被傳唱，30年間創作了200多首歌曲，華語歌壇沒有人像羅大佑那樣，持續不斷地寫歌、寫那麼多好歌——但他討厭別人叫他“音樂教父”。“誰說我是音樂教父？我從來沒有認過這個事情，我不喜歡。”他說，“我不好爲人師，這是很難受的一個事情。羅馬教皇不是剛剛辭職了嗎？搞這種類似宗教的稱呼，肯定有什麼陰謀詭計在裏面，遲早被暗殺掉。”
他仍然在創作，已經寫了70多首歌曲，只是尚未達到他的發表標準，這些歌不是口水歌，他不想以娛樂方式證明自己。60歲的年齡要寫一些“更有分量的歌”，他力圖在這個更快的世界用緩慢的創作頻率存活下來。
他告訴《人物》記者：“我是因爲唱了自己的歌，而變成了大家熟悉的那個人。我是可以完全放棄歌手這個身份，沒有問題啊，可是我不能放棄自己是一個音樂創作人。沒有這個，我什麼都沒有了。”
藉着有情表達無情
《中國最強音》深圳站，兩位歌手上臺解釋他們並不是組合而是一支樂隊，一個成員有事來不了。羅大佑很氣憤：“樂隊必須所有人都在纔算一個樂隊，少一個人就不是樂隊。”
“我非常生氣。”羅大佑事後當着記者依舊無法平息這股怒氣：“不能這個樣子的，這個笑死了。樂隊是一個team，有一個人不能來演出，一定大家都不要來。我覺得太馬虎了，太混了，太不尊重樂隊這個字了，不是臨時工一起湊和玩玩就算了，怎麼會是這個態度的？”
1970年代開始創作，羅大佑就以一種極爲嚴格的方式自我要求。
羅大佑出生在臺灣一個醫學世家。6歲在父母嚴格的注視下開始學習鋼琴：每日練習30分鐘，一分鐘都不能差，精確到秒針越過12點位置才準停，有時爲了保持手背平直，會在上面放一枚硬幣。1973年，考入醫學院的羅大佑和同學成立了一個樂團，他擔任鍵盤手。
玩音樂是一個奢侈的愛好：要買唱片、樂器。這一切得到父親慷慨的支持，他是個“老嬉皮”，送了羅大佑人生第一把電吉他。錄製《之乎者也》時，羅大佑很清楚自己要做的是跟當時樂壇截然不同的搖滾樂，而臺灣的技術條件不可能達到他要的音色和質感。通過日籍同學，他把作品送到大阪，委託當地的樂手編曲、演奏，再把完成的帶子寄回來配唱，輾轉周折，費用昂貴。父親掏出新臺幣60萬支援，這筆錢在當年的臺灣幾乎可以買下一幢房子。
《童年》斷斷續續寫了5年，這首歌一共5段，一年寫了一段。當時的女朋友張艾嘉心急，搶先拿去唱了。《伴侶》開頭用“起初”還是“首先”，他想了3個月，和音都錄好了，詞還沒決定。“在詞和曲配合100%和諧前，我是不會拿出來發表的。”就像一股在牙齒與喉嚨間吹糜生長的氣體，羅大佑的詞曲意境綿延難以分開，這讓他在華語樂壇開創了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詞曲咬合。
臺灣樂評人馬世芳認爲，1980年代，羅大佑的3張專輯在技術上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未來的主人翁》豐富、深遂的音場令人讚歎，《亞細亞的孤兒》動用兒童合唱、軍用大小鼓和送葬用的嗩吶交替出的攝人的氣勢，《愛的箴言》簡單一架鋼琴，自彈自唱營造出空間感，羅大佑徹底推翻了“流行歌曲就是風花雪月”的論斷，用精確飽滿的旋律表達生命體驗。
日後羅大佑曾談到醫科背景對他的影響：“我想整個醫生的行業，都是在學習怎樣面對生命、尊重生命。音樂也是這樣。創作都要講感情，感情是生命力最重要的東西。醫生看的生死比較多，可能會無情一點。醫生是藉着無情表達有情，創作則藉着有情表達無情。”
一個不得不隨遇而安而隨遇而安的人
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後，羅大佑每一張新專輯都代表令人吃驚的進步和對自我的超越。他的創作主題繁多：從政治民生到情歌小調。高曉鬆說：我很羨慕羅大佑能寫出大情懷的歌又能寫出精妙的小品。
“很多人以爲重點是歌詞，不對，重點在旋律。”羅大佑解釋爲什麼他的歌那麼容易上口。常常在夢中出現一段旋律，醒來後馬上用蘋果手機錄下來。如果這段旋律在腦子轉過至少3個星期，他纔敢確定這段值得寫下來。他要求自己的歌曲一面承載教化功能，一面通俗易懂，一刀見血。“光是找這種最簡單的東西最花精神。喏，一聽，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這個又是原來沒有的。”
羅大佑曾對朋友馬世芳說：每寫一首歌，都覺得這或許是這輩子最後一首了。
“他從不是‘文思泉涌’的創作者，也沒辦法像若干同行那樣摸出一套生產線模式的作業標準，按表操課定期交貨。”馬世芳告訴《人物》，“他只能用‘老師傅’的‘手工業’方式創作。每一件作品都是手工製作，偶爾形狀未臻完美，或許也不似工業產品整齊劃一，卻不可否認，它們每一件有每一件的姿態。”
“我一直覺得我的創作在枯竭中。”羅大佑形容“枯竭”好比“海綿中的水被榨乾，你得考慮怎樣把水吸回來，怎樣讓它重新充滿了水”。他的對抗方法是不斷搬家，去聽新的音樂，去接觸新的土地，去接觸不同文化的事情。從臺灣美國到香港北京，他搬過至少19次家，每次必帶一把用於寫歌的吉他，剩下的東西“用腦子帶着走。” 羅大佑告訴《人物》：“我潛意識在告訴自己，不停地走。因爲沒人可以幫助你，藝術的創作本身就是很孤獨的。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跟一個人商量說，這個音我要怎麼用，完全就不可能。完全就要自己去走啊。”
他最欣賞的音樂人，王洛賓之外就是陳達。陳達是臺灣最後一位傳統民族歌手，由鄉下被帶到臺北演唱卻不能接受文明，最後被送入精神病醫院，回鄉以後被車撞死。羅大佑欣賞他，“因爲，他把整個臺灣的生命歷史，凡屬土地的那種生命力，完全表達出來了。”——羅大佑相信音樂來自土地，靈感來源於土地的能量，哪怕是負能量。
從紐約搬到香港不到兩個月，羅大佑創作出《東方之珠》。這首歌開頭是中國傳統五聲音階，副歌借用了歐洲音樂的傳統和聲，就如同香港這個城市的中西交融。“我早期的歌一直是很西方，可是那個時候一到香港，中國的、漢族的五聲音階突然就出現了。”
樂評人金兆鈞稱讚羅大佑，“他的旋律永遠是中國和歐洲的民歌民謠纏在一塊兒，沒有誰比他更傑出。極和諧，就那麼完美。天才，與生俱來。”
不斷搬家尋找創作力的方式讓羅大佑陷入一個無法擺脫的矛盾：每一次搬家都深感無奈不捨，但創作……“甚至可能家庭都沒有這個東西重要”。“我是一個不得不隨遇而安而隨遇而安的人。”羅大佑說。
《中國最強音》錄製現場，一位抱着吉他的數學老師在唱完崔健的《一塊紅布》後說：“我一直堅持音樂，但這個過程真的很痛苦。”“喜歡音樂的人沒有完全幸福的，沒有痛苦就沒有享受。”羅大佑嚴肅地告訴他。
他認可並身體力行一種頑強中充滿痛苦的創作狀態：“貝多芬耳朵聾了還能寫出《第九交響曲》，我們要向他學習。創作代表一種永無止境的奮鬥，奮鬥對我來講，就是你一定要去受苦受難的。”
想搞出來的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
現在的音樂環境早已和30年前羅大佑身處的環境完全不同。從1980年代中期，電子合成器誕生以來，電子音樂成爲新時代的趨勢。科技的進步讓很多年輕創作者選擇軟件製作音樂：一臺iPad加一臺電腦，很容易寫出一首歌曲。
羅大佑曾跟馬世芳說：“電腦編曲技術極其先進，樂曲音色取樣都可以亂真，長此以往，誰還要窮半生之力練琴？”
“按幾個鍵子都可以錄音，都可以錄到我25年前那麼好的效果。”羅大佑感嘆，“年輕人都變懶惰了，一懶就不想用最苦的方式去學歌去寫歌。都變懶了，都變懶了。這個是最糟糕的，現在似乎不需要學樂器就可以玩樂器。科技使所有人變懶，這是很危險的。”
對於羅大佑來說，音樂從來都是昂貴的。早年爲了在專輯中加入一個合適的呼氣聲，他幾乎尋遍了全世界最頂級的DEMO（demonstration縮寫，中文“樣本唱片”）。在聽過一張自己30年前的錄音專輯，他嚇了一跳：“那麼簡單的鼓、吉他的聲音，現在很容易做出來，但那個年代，我花費了一整年時間。”
“現在做一個鍵盤什麼聲音都有，以前做音樂多小心吶，我等了一年、等了兩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可以有一個管絃樂隊，終於有這樣一個機會。錄音室也那麼貴，100多個人在等我，我寫了兩三年，終於要錄音了。戒慎恐懼，哪裏敢錯一個音。今天MIDI（一種解決電聲樂器之間的樂器電音接口）一下去，什麼聲音都有了。”
1993年，羅大佑在香港的錄音棚看到別人把人聲取下來，唱得不準，節奏不準的都可以修正，他覺得這東西很可怕，“如果誰都可以唱歌的話，這說明唱歌越來越不值錢了，人的情感越來越不值錢了。”
機器、技術取代了人工，互聯網和新媒體讓一首歌曲更易傳播，一個MP3就可以收錄10萬首歌曲。“其實變退步，就像以前卡帶10首歌，我們每天可以反覆聽，現在的MP3標榜可以收納1萬首，但這一點也不重要，誰會去聽那1萬首？音樂就是被科技害死的！”
“以前網絡歌手，一片好景的樣子。可是10年下來就是一首《老鼠愛大米》而已嘛。你說哪些歌曲在網絡上真的出來是那麼棒的？沒有啊。而且《老鼠愛大米》又不像是一個真正的歌。”
什麼是真正的歌？羅大佑說：歌除了感情以外，什麼都不是。
4月中旬的一個傍晚，在疲憊工作一天後，當跟記者談論起這個話題時，羅大佑“騰”的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用雙手在記者耳側扇風以此證明這纔是“真的風聲”：“音樂是用活着的人腦、活着的樂曲和空氣共振所產生的活着的聲音。”而太多的電腦合成——“這樣做很有問題，這是一個會死人的問題。”
“我倒覺得羅大佑未必是通通反對（科技）。”馬世芳告訴《人物》，“早在1988年《愛人同志》他就把MIDI和原音樂器集合得極漂亮，樹立了華語流行樂的編曲高標。他曾說以當年的條件，節奏不妨試着電子合成。但必須把真實樂器比重拿捏好，以免人工感喧賓奪主。”
事實上，羅大佑比其他臺灣音樂人更早意識到技術的重要。1980年代，剛創辦“音樂工廠”，他就在香港搭建了第一個48音軌錄音室。同一時期，崔健正在刻苦鑽研24軌錄音技術。
羅大佑相信科技可以幫助音樂但不能爲行業帶來質變。“要人家幫你彈奏啊，幫你做所有的事，那一定要人，人是最貴的。我覺得音樂從來就沒有便宜過，只是機器可以變得很便宜。”羅大佑說，“我想搞出來的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科技沒有辦法幫我們找回這些價值。”
舞臺從來就是殘忍的
2000年前後，羅大佑在內地時，一些歌迷建議他可以把老歌開發成彩鈴。他十分排斥：“原來我們聽歌曲是要人一直聽下去的，它這個要趕快把它停掉。我覺得那比較無聊。歌曲什麼時候變成一個……告訴人家，聽電話！聽電話！”
巨鯨音樂網創始人陳戈曾投資過羅大佑2000年後的一系列大陸演唱會。他跟《人物》談道：“一般歌手都是打工心態，你給我錢我給你演出，演完出我就走了，然而羅大佑是操着老闆的心。有一次他真跟我，在酒店裏面，然後就把茶几給翻了，玻璃都碎了。他直接問我：‘還有什麼難點？’他只有自己的一個標準，先不說掙錢不掙錢，這個事的標準和質量是不是獨到。”
《美麗島》之後，羅大佑沒有發表新專輯，有人說他江郎才盡。實際上，這張2004年推出的作品早在1996年就在紐約開始錄製了。“錄完10首歌曲後，我一聽，感覺不對，於是全部放棄。那真的是很貴，整個算下來都可以買一個樓了。”這張唱片，他做了10年，一共創作了40首歌曲，錄了30首，再從裏面選了15首。
因爲題材敏感，沒有一家唱片公司願意發行，羅大佑自掏腰包。在向記者解釋這件事情時，他說：“歌曲是一個表達，我得表達我在這一段時間的整個想法，它丟下這麼大的投資我覺得是值得的，有什麼東西比投資在你自己生命裏的表達更值得的？”
試圖用商業維度理解羅大佑，他顯得很難搞、格格不入；作爲歌手和創作人，他從來沒有加入任何一個唱片公司；他曾在香港、臺灣、北京嘗試建立自己的音樂團隊，最終都草草收場。“財務壓力，各方面的壓力，我這個完整的自我還是不要送掉了。”他揮揮手，扮出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對目前的狀況，羅大佑非常滿意：“缺錢的時候就出來唱一唱，賺一點錢，寫一些歌，做一點電影配樂。政治人物像陳水扁那樣的，看着不爽就罵一罵，好像也不錯的。”
戴着一副紅色鏡框的眼鏡，在排山倒海的歡呼中，4月的一天，羅大佑走進《中國最強音》錄製現場。他的頭髮吹得很高，有一種年輕偶像的時尚冷酷感。節目中，一位年輕人選唱了他的作品，他給了“No”。“這是一種諂媚。”走出現場，他告訴身邊的人。
在很多人的感覺裏，羅大佑就應該是坐在幕後的一個高人，他不應該再在臺前出現了，像個流行歌手。“我不能體會，”羅大佑說，“但我知道這樣的聲音和意見是存在的。可是我爲什麼要因爲他們的意見而活，我爲什麼要依着他們想的，而不活成我的樣子？”
前一天，他從清早持續工作到夜晚，“對不對，很厲害。我是從清晨7點到夜裏12點呢，17個鐘頭哎。不是也挺過來了嗎？不是還活着嗎？”
靠在沙發上，他跟記者討論當天的《中國最強音》學員，談到現在的年輕人好像“早就被包裝好了一樣”。“我那個時候想的，對，也許不要去拿什麼第一名，要幹嘛？我只是想把自己的話講出來，想把寫的歌發表出來，除了國民黨那種歌頌的聲音，除了這種男歡女愛的聲音以外，好像有另外一種聲音，我想表達第三種聲音。”
坐在導師席上的羅大佑看着年輕人上臺下臺歡笑或哭泣，舞臺提供希望、憧憬、絕望、失望，唯獨不能指明通途。“舞臺從來就是殘忍的。沒有這個舞臺，這個世界會更不殘忍嗎？不會吧，還是一樣的殘酷。”他說。
在談及殘忍的空隙，他想起199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這座城市第一次演唱《戀曲1980》，那時鄧小平還沒有南巡。他開始感慨時光飛逝：30歲的憤怒青年轉眼變成59歲的幸福奶爸。
8個月前，女兒出生。他抱着她，爲她換尿不溼，她哭泣，他哼起自己發明的兒歌。“我是屬於很容易被吵醒的人。現在我發現可以讓女兒搬進來睡，已經習慣了她的那個叫聲，我還可以起來幫忙去搞定那個小屁孩。做父母你自己要做一些轉變，這在我以前是不可能的。”羅大佑說，“這個世界有太多的未知了，她自己開心就好。但最好持久一點，任何一種關係，婚姻啊或者其他。”
“如果她愛上一個羅大佑呢？”記者問。
“那得看是什麼樣的羅大佑了。59歲的羅大佑，很好；28歲的羅大佑……”他哈哈大笑，搖了搖頭。
轉自2013年5月《人物》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