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褲子、旅行團、刺蝟，三個樂隊的中年危機
【娛理】採集來自娛樂圈的第145個幕後故事
下班後，程序員趙子健叫了一輛出租。上車，司機正放着刺蝟樂隊的《最後，我們會一起去海邊》。那是子健寫的歌。司機顯然沒有把廣播裏唱着歌的那個自由少年和此時後座這位面露疲累的中年人對上號，僅冷淡地問：“去哪兒？”“就回家唄！”子健泄氣地吐出了一串居民區地址。
旅行團樂隊的吉他手黃子君推開了出租房的門，深吸一口氣。媽的。空虛，又是巨大的空虛。白天和樂隊哥們兒排練的熱鬧彷彿是另個平行時空裏的生動。此時此刻，他，一個在北京租着房子的外地人，一個妻兒都在老家的中年男人於一片黑暗中只感到寂寞肆虐的恐怖。
創作2016年推出的那張專輯時，彭磊好久沒有去吃喝玩樂了。女兒的出生，使得他的創作空間很大程度限在了家裏的尿布旁。生活上來自物質、精神的新壓力，加上受到身邊一些同齡人在他那個歲數都搖身變成了中產階級的“刺激”，這讓打小沒吃過什麼苦的彭磊體會到了一些艱辛。
於舞臺上，他們是最無畏自由灑脫的樂隊成員。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是外界給予他們的標籤。但暫時按下無憂的音樂播放鍵，從舞臺幻夢中醒來，那些我們記憶中，內地樂隊圈兒中最酷的弄潮兒們，也都到了爲家中柴米油鹽生活瑣事而操心的年紀。
組樂隊時希望別人說我們“牛逼”
現在我們也只得着“牛逼”了
趙子健管石璐借了兩萬多塊錢。在早前錄製綜藝《樂隊的夏天》時，演出情緒一到位，他現場砸掉了自己的吉他。事後回過神兒來：嗯，得買把新琴。
趙子健有點自嘲：“你說我都35了，今兒買把琴還得跟石璐借錢呢，能交到女朋友嗎？誰願意結婚嫁給我這樣的？”
石璐在一旁幽幽地哼了一聲：“反正這琴錢我會從他之後演出費里扣，我是知道他最近還是有能力還上這錢的，所以才痛快借他。”
他們所在的刺蝟樂隊近來有些商業起色。那首在《樂隊的夏天》唱過的原創《火車駛向雲外，魂夢安於九霄》被一部電影相中，談了合作，起碼有十萬塊版稅能到賬。節目剛播一期那會兒，最近談的一些音樂節，刺蝟的身價也已翻了倍。
這是主流綜藝帶來的利處，也達到了刺蝟參加節目的一個初衷：把包括《火車》在內的《聲之嚮往》專輯好好宣傳一下。“你知道唱片公司已經挺努力，但也就到那兒了。《火車》那些歌都出一年多了，如果不參加節目也就淹了，誰還會回來找這歌啊。”
《樂隊的夏天》錄製週期不短，且密。本做着另一份普通上班族工作（程序員）的趙子健沒法兒向公司請太多假，只好辭了職。對於子健辭職，刺蝟另兩位成員石璐、一帆早已見怪不怪。按石璐的話：“全中國程序員都是趙子健同事。因爲他老換工作。”唯一糾結子健辭職的，可能就是他的爸爸。
實際上，子健爸從來不太關心兒子音樂做的如何。但過去許多年，每當刺蝟要進行時間較長巡演時，爸爸會如臨大敵，問兒子：“你是不是又要辭職了？”子健自己掐指算過，出社會十來年，他乾的最長一份工作是新浪的程序員，做了兩年，原因是新浪曾批過他整整兩個月的假。“其它公司不太好搞，只能辭。”
不過子健爸的糾結也是一時的。這些年他也看出來了，無論兒子爲音樂、巡演辭幾次職，過段時間，最終，他也會老老實實地重找份上班族工作。而貝斯手一帆則很穩定地在北京豐臺區一家銀行供職。
至於隊裏唯一的女孩石璐，原生家庭條件不錯，北京土著。但自從幾年前當了單親媽媽後，她也牟足了工作勁頭，除了刺蝟樂隊，目前她還另兼其他兩個樂隊的鼓手。“就是我突然覺得不行了。我有孩子，怎麼人家那麼有錢？我那錢呢？我得幹啊，掙錢啊，養孩子啊，這是最重要的。”
在外，刺蝟樂隊久負盛名。即便不是他們的樂迷，但凡接觸過國內樂隊音樂的人，尤其八零九零一代，多少人在青春期時都聽過那首著名的《白日夢藍》，知道他們是國內拔尖兒樂隊。但大家不瞭解的，是他們做樂隊的“窮”。
刺蝟樂隊在《樂隊的夏天》舞臺上
子健還記得，自己當年剛畢業組樂隊時，其實就是想被那些聽歌兒的人讚一句“牛逼”！
2005年，刺蝟在北京成立。子健、石璐和當時的貝斯手先是憑一己之力生猛地搗鼓出了一張《Happy Idle Kid》，後簽約摩登，憑《噪音襲擊世界》在滾圈聲名鵲起。而2009年《白日夢藍》的推出更令刺蝟得口碑人氣雙豐收。
僅在當年，光是《白日夢藍》一首歌的播放量在各大音樂平臺就均過百萬。早就記不清摩登說過多少遍，一定會把刺蝟的唱片發行到當時音樂行情大好的臺灣地區。子健曾暢想：“我覺得《白日夢藍》那張專輯出來的時候我早就該走街上有人拍了你知道嗎？我們的唱片擺到哪個貨架都能看到。”
但現實是，聽歌的人多，買專輯的人少。而專輯賣不出去，就沒有版稅收入。“你說都播了那麼多遍的一首歌，我們卻沒因着這歌進一分錢。這跟我收入一點兒都不掛鉤。”
《白日夢藍》專輯封面圖
2008年左右，國內音樂節漸起，算是樂隊們賺錢的門路之一。但刺蝟上音樂節次數不算多，一年大概會走四五場。“一場音樂節就說給5萬，再除以我們仨。我能不上班嗎？”
至於他們所在的摩登天空，儘管公司多年來也誠心爲樂隊市場操心，但一公司裏簽了幾十號樂隊，根本照顧不來，大多樂隊平時基本屬於散養。刺蝟在摩登時期的狀態基本是，譬如做張專輯，公司會講這張片兒前期5萬塊必須打住，不然超出預算的部分就得自掏腰包或者免費演兩場摩登旗下的音樂節。爲了做專輯，石璐還真向她生意人老爸要過錢。但一些時候，大家還是用免費唱音樂節來還超支。
“我們還持續地在幹這件事，那這件事就持續地沒錢。”
到現在爲止，臺灣唱片行的架子上從未擺出過一張《白日夢藍》。每次去演出，刺蝟都能聽到舞臺底下成羣的人高喊“你們牛逼”！子健說這話時顯得有些哭笑不得：“你說我們這麼些年得到了麼？得着了！得着什麼了？牛逼！但除了牛逼什麼都沒有。”
圖源刺蝟樂隊吉他手、主唱微博@走啤
頭幾年，大概15，16左右。子健身體出了點兒問題，整個聲音狀態都不太對，唱歌老跑調。石璐在十月懷胎，剛剛成爲媽媽，尾椎的疼痛讓她也無法久坐，這對於一位鼓手來說顯然也不利。最大的問題是，作爲刺蝟創作的靈魂人物，大家合作十來年後，子健覺得已沒有什麼新鮮感了：生活沒什麼變化，創作沒那麼多樂趣。該說的話也都說了。
石璐總結出來的是：“因爲我們這麼多年都永遠在一個死循環裏，大家都說刺蝟不錯，但也一直就這樣，沒個昇華的結果。看到底兒了，我們覺得無聊。”
之前每次樂隊去外頭演出，子健很享受舞臺狀態，巡演讓他們快樂。但每每演出結束，回到公司，迴歸程序員身份，又坐到電腦前開始看那些代碼，身邊都是不聽歌，連耳機都不需要的寡言程序員同事時，他就覺得：這世界怎麼反差這麼大呢？
子健從沒試圖和同事聊過音樂，“他們也不知道說什麼。而且就算他們知道你是做音樂的時候，其實他們也並不會感興趣。你發現這東西跟現實沒什麼關係。”
《樂隊的夏天》現場的刺蝟樂隊石璐
他覺得自己正在經歷中年危機。如今子健35歲，他身邊差不多年紀的程序員同事怎麼也有個一二百萬存款了，職位也差不多到了經理或總監級，而頻繁換公司的他不過還只是一個一線奮鬥的高級開發。“我別說買一套房了，我買把琴還管她（石璐）借錢呢。我的職業規劃也都沒起來，完了樂隊還其實在燒我的命，燒我的錢，怎麼看我就變成一個loser了？”
石璐頭幾天和朋友聊天時還開玩笑：“我說雖然我們是loser，但我們是pure的。我們心裏是住着大房子。你看多少人，他們事業特別有成，但是他沒有時間花錢，多好的風景沒時間和家人看。但我們是感受過的，我覺得這個挺寶貴的，跟錢不錢都沒關係。”子健和一帆當場駁道：“那是女孩。男孩還是得有積累。”
一帆理解子健的感受：“到了30多歲真不能一人傻high了。那種情緒就是隨着年齡的增加越發顯現的。現在你周圍的人都有小孩，高職位，你演出時覺得自己得了一些小成做了一些事情，有人爲你歡呼，覺得挺開心。但一回到現實社會中，就發現這個社會理解不了你。還自己給自己講一些什麼pure的故事？”
“死扛這麼多年，都是自我安慰。”
孩子媳婦在老家
樂隊走不上去了 我在北京幹嘛
01
2005年，孔一蟬和韋偉帶着一批在老家柳州錄的音樂demo來到了北京。作爲熱愛音樂和創作的年輕人，在廣西那片文化沙漠，他們自覺並沒有太大發展空間。他們想過，如果能把自己寫過的歌曲通過CD形式發到市面上，那會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兩人抄下了好多唱片公司地址。到了北京第二天，嚎叫、太麥、金門…他們開始一家家地去投遞demo。
白天很快過去，傍晚七點多，從金門走出來的兩人抱着再多試一家的心情撥通了摩登天空的電話。儘管摩登彼時仍在辦公，但前臺已在電話中婉拒他們：負責人們都在忙，不方便接待他們收小樣。孔一蟬和韋偉頂着年輕衝勁兒，“厚臉皮”地假扮成外賣員敲開了摩登辦公室的門。又在工作人員準備把他們的作品扔進公司demo筐時，再一次“厚臉皮”地交涉，現在就聽聽吧。
音樂播放着，摩登老闆沈黎暉走了進來，他覺得那些歌兒有意思，當場留下了聯繫方式，讓他們等通知。
興奮，加上兜裏坐公交的錢本來不多。孔一蟬和韋偉決定從摩登所在的花園橋走到公主墳站，省幾站錢，再轉車回住處。剛走到一半，沈黎暉的電話來了：明天再來聊聊，面試，再談簽約。加上一起做音樂的子君、小p，幾個柳州孩子很快就正式地成爲了摩登天空的一份子，樂隊名字：旅行團。
旅行團樂隊
順利的簽約，讓旅行團以爲自己很快就能實現擁有屬於他們自己唱片的夢。但整整06，07兩年，公司沒有任何樂隊規劃上的安排。官方說法是，他們還要多找一些現場演出磨磨經驗，音樂技巧也需再學習。
儘管有點懵，一幫年輕男孩兒也覺得是可以先磨練磨練。他們租住在一起，日常排練寫歌，也去一些地下live house看演出，切磋。至於收入方面，他們會幫當時正開拓彩鈴業務的摩登做些設計散活兒。量很大，錢不多，但男孩們有情飲水飽，基本生活也算是有保障。
也大概是在07年，男孩們攢了幾首作品，找到沈黎暉說還是想發唱片。老沈開了幾次會都說，歌不錯，但還差那麼一兩首能出爆款的歌。男孩們嘗試寫了幾首所謂爆款之作再次來到了沈黎暉辦公室，老沈聽了一下：“好吧，算了。就把你們原來的那些發了吧。”
2008年，旅行團一張創作專輯《來福膠泥》面世。雖然也一度擔心過自己“蔫蔫兒”的風格在一片“重拳出擊”的樂隊圈裏很快就會被打扒下去。但隨着第一個樂隊新人獎收入囊中，旅行團漸漸發現，喜歡他們這類音樂的聽衆也大有人在，好評不斷。08，09年間，旅行團先後做了兩圈巡演，每次四五百人的場子都能爆掉。
旅行團樂隊
02
到了2011年做《Wonderful day》時，旅行團自覺這幾年從經驗到能力已有很大提升，憑他們幾個人自己力量一定能做出一張特別牛逼的唱片。儘管公司看來《Wonderful day》還是差點意思，旅行團仍執意要發：“我們就覺得就要用這張專輯，去拿最佳樂隊獎，最佳唱片獎。結果就滑鐵盧了。”
彼時，旅行團來北京已經六年左右，成員平均年齡也二十七八了。當時的狀況是，大家定是不似剛來北京時生活那般拮据。平時參加音樂節，辦辦演出，也有工作。但他們也會想：“如果我們還是20出頭，這個收入其實很爽。但現在快30了，也沒有別的收入能夠讓你對未來有一個特別好的希望。家人也開始覺得說你們在北京已經待了好幾年，應該能交出一些成績單來吧？也沒有。作品反響還一般。”
一些迷茫和對於實際生活的更多顧及，使得旅行團發現自己不能像初做音樂時那般“只要開心就好”了。從11年後到12年，他們創作銳減，“反正有演出錢掙就掙，但是就是找不出狀態來寫歌。”
12年過完， 13年的他們還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那個時候，他們的貝斯手小p做出了離隊決定，回老家柳州結婚去了。現在的老婆，當時的女友父母覺得：要想娶我們女兒，就要給她一個安穩的生活。小p和旅行團兄弟們在北京待了七八年了，一分買房錢也沒攢下來。
小p走時，旅行團其他人自是難過，但處在同一無奈處境中的孔一蟬、黃子君、徐彪、韋偉又理解兄弟。
2013年，一首本是爲離隊兄弟小P寫的《於是我不再唱歌》竟憑藉其動人旋律，真情傷感歌詞成了金曲一首。經歷過一段低谷後，旅行團反而觸底反彈地找回了些創作狀態。15年，旅行團連發三張片，加之16年不停的演出，他們掙了不少的錢。起碼光憑做樂隊這件事，大家生活都能過得不錯。
03
經濟上的一度危機，迫使小p離開。3年後，2016年左右，過了三十坎兒的旅行團又迎來了一輪精神層面的危機感。子君對此感觸尤其深。
子君的妻兒常年在老家柳州，和他屬於兩地分居。子君講，自己能保障的是給到家人比較好的物質環境，但是情感上的牽掛卻沒有辦法解決。子君很長一段時間裏常常覺得，自己白天和哥兒幾個在一起排練喝酒聊天，熱熱鬧鬧挺好。但每每晚上走回自己在北京的出租屋，打開房門一瞬間就覺得太孤獨，太空虛了。
尤其小區裏面，能看到樓下有父母帶着孩子遛狗踢足球，旁邊老人有老伴在陪伴，能聽到隔壁的夫妻在爭吵，但只有他一個人在那個空間裏時，感覺跟整個世界都隔離了，“跟坐牢一樣！孩子也不能在你身邊，你愛人親人都不在身邊，你就覺得我來北京這十幾年我都幹嘛？”
除了個人情緒上的困擾。於整個樂隊而言，發了多張唱片，演出開始賺錢，北京展覽館劇場的演出也經歷過了，有了一定的圈內地位，樂隊自然也是想更上一層樓。開工體演唱會？更出圈？更具音樂價值？商業價值？這都在需求內。“但總覺得還是哪裏還是不行，總是上不去，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直到那年過年時，韋偉發了幾個demo給了哥兒幾個。Demo記錄的就是那兩年大家頹敗期的狀態，韋偉的意思是：“與其大家現在都找不到什麼好的解決辦法，那我們索性就不報任何商業目的地再做一張唱片，就把這段時期的東西表達一下，做個人生的記錄。”
子君又把小P也叫了回來，跟他說，既然是爲了開心做音樂，那還是咱們幾個痛快玩一次吧。2017年《永遠都會在》應運而生。結果又出其不意地，新專反響不錯，而新專巡演也成了旅行團出道以來八九輪演出裏面票房最好的一圈。唱片發了後，旅行團還收到了更多音樂節，商務上的邀約，“就覺得一下又回到正軌上了的感覺。”
一道一道坎兒地過，一段一段中年危機來臨。到了如今，旅行團暫算找到了方式：“這幾年來，我們幾個性格其實都有了一定轉變。比如子君以前就比較保守，有事兒也不太願意分享，覺得可能拖累團隊，但越不說，情緒越不對。現在大家都挺敞開的，在時間上怎麼兼容家庭，怎麼兼容工作都會做讓步。因爲真的不像我們年輕的時候，一股勁就能幹什麼事情。大家花了一年多時間適應人生的轉變，現在基本上都調整過來了。”
新褲子
我們有仨孩子呢 我們得留下
上一期《樂隊的夏天》中，新褲子和反光鏡同組pk。後臺備採談到去留問題時，新褲子主唱彭磊自己念念叨叨。大意是，他本來希望反光鏡能獲勝留下，因爲他們隊的李鵬有倆孩子要養，需要更多曝光需要錢。但轉念一想，不對啊，我們樂隊裏我和龐寬的孩子加起來有三個呢，比他們還多一個，那我們得留下來。末了，彭磊還語氣懇切地總結道：“現在養孩子真的不省錢。”
截至目前，新褲子發行的最新一張專輯是2016年的《生命因你而火熱》。相較於之前發行的7張意識先行，節奏搶鏡，極具時髦感的專輯，這張《生命》顯得有點頹，新褲子的演繹從總透露着混不吝，無謂無畏之感變成了一種熾熱濃烈的方式。據說，沈黎暉剛聽到這張專輯小樣時跟彭磊講了一句話，大概是，以爲在聽汪峯。
對於新褲子的又一次變化，部分樂迷不接受。覺得他們太不酷了。但彭磊覺得那是自然發生的：“我寫這張的那兩年就是不太開心。實際的情況就是那樣，所以就放到音樂裏了。”
從前做樂隊時，按彭磊的概括就是“去國外巡演吃喝玩樂”，生活自由，表達恣意隨性，甚至他會形容，自己年輕時沒有什麼吃苦的機會。而彭磊提到的寫《生命》的那兩年，他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他堅持做電影，那段時間，電影狀況不好，賠了點兒。和別人合作音樂，也出了一些狀況，推進有些問題。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個女兒。
女兒的出生，讓初爲人父的彭磊不知所措。在一次採訪中，他形容那時候的狀態：她剛出生幾個小時開始大哭，我是第一次在半夜聽到嬰兒哭聲，心裏是無限的恐懼，想可能之後的生活完蛋了。我便把枕頭蒙在頭上，你哭吧，我要睡覺。一睜眼已經天亮了，醫生和護士來查房，我在呼呼大睡。
而創作《生命》專輯時，最常見的狀況是，彭磊拿着吉他在屋裏寫歌，女兒玲玲在旁邊哇哇大哭，沉迷創作的彭磊假裝沒聽到。媳婦兒看如此“不負責任”的丈夫，生氣摔門而去。一句話，“所以我就落入現實的俗套，體會到了一些生活的艱辛。”
新褲子樂隊，彭磊
過去，彭磊是個理想家，音樂創作之餘，他長期孜孜不倦地做着他亦熱愛的電影事業，儘管那讓他飽嘗了人生慘淡。而有了孩子之後，他表達道：“我不再喜歡看那些刺激低俗的文藝作品，也不再拍電影，不再寫難聽的音樂，開始積極地向唱片公司和所有有合作的公司要帳。孩子讓我長大，不再浪費時間和感情在無聊的事情上，而是更積極的面對無盡的挑戰。”
他講，自己這幾年的變化可能還包括，“有時候儘量不要在外邊瞎說八道了”，負點兒責。但當我們提到“中年危機”時，彭磊卻聲稱危機感自己倒是沒怎麼感受到。“因爲我還沒到中年呢。”彭磊胡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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